在楷書和草書上多下些工夫，學初唐的行書。楷書多學點魏晉小楷，草書先學二王一系的小草。

想學好行書，需要知道行書的由來。

“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兼草者謂之行草”，這是張懷瓘給行書下的定義。在書法史上向來有兩大主流書體，即正書與草書，兩者是平行關係。所謂“正書” ，在漢魏指隸書（包括八分），在晉唐指楷書（“隸書”、“楷書”名稱之辯比較複雜，要按語境來區分，這裡就用通常的說法），而草書出現於戰國晚期，發展於兩漢，西北出土的大批簡牘便是明證；東漢末年章草發育成熟，達到極盛；經過兩晉書家的傳承創新、斟酌損益，產生了今草，其中二王厥功至偉。到唐代，今草已有規範的寫法，即便脫胎於今草的狂草，其實也可辨識，絕不是“鬼畫符”。

行書處於什麼地位呢？它與原始楷書幾乎同時出現，鍾繇小楷中頗帶行書筆意，便是明證；此後行書同時受楷書、草書兩大源流的滋養，乃是“真之捷而草之詳”、“青黃雜糅”，行書的許多連寫簡化，就是來自草書。王獻之的一大貢獻，就是創制了行草雜糅的“破體”，如同風行雨散，瀟灑風流。其實看晉人諸帖，行草轉換極為自然，融合無間，《喪亂帖》後半段就清晰地展現了由行入草的過程，彌足珍貴。

總而言之，正草為源，行書為流，三者血脈相連，密不可分。

“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有人可能抬出蘇軾這段話來反駁，實際上唐代書法的巨大成就，阻礙了宋人上窺魏晉的道路，使他們的認識出現了偏差。尤其是面對將法度做到極致的唐楷時，宋人（其實何止宋人，今天還有許多唐楷的狂熱崇拜者）認為它“備極八法”，足以作為一切書體的基礎，卻忽略了草書本身的獨立性，沒有給它應有的地位。有宋一代，在草書上有傑出貢獻的只有黃庭堅，即以米芾對魏晉理解之深，於草書究嫌隔膜。

所以，要學好行書，實際上要於正草二體下足夠的工夫，尤其是草書。因為常人對楷書足夠重視，對於草書卻常信手為之。大多數人不懂規範草法，對草字既不能認又不能寫，對行書來說就失去了許多寶貴的資源，在連筆上就會茫無頭緒。他們不知道，這些連筆，在草書中多有原型。

對於初學者，推薦學智永《真草千字文》、《集王聖教序》、孫過庭《書譜》，三劑並下，基礎就比較紮實。然後學二王尺牘，學閣帖，再學顏行。有了這些基礎，才能理解楊凝式與宋四家，知道他們的源流。楷書則多學魏晉小楷，要對隋唐以前的楷書有充分的認識。宋人喜歡說“作字簡遠，似晉、宋（南朝劉宋）間人”，自有道理。

如果無意深究，只是想要字跡端莊秀麗，可以多學初唐的行書，名作有唐太宗《晉祠銘》、《溫泉銘》、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歐陽詢《仲尼夢奠帖》、褚遂良《枯樹賦》、《文皇哀冊》、《隨清娛墓誌》（這個應該是偽託在褚遂良名下，沒有多少褚法，近於大王，也還不錯）、《褚摹蘭亭》（究竟是不是出於褚遂良之手已無可考，但米芾說全是褚法，就欽定它是褚書好了）、陸柬之《文賦》、《五言蘭亭詩》（這個比較難找）。初唐集王羲之字入碑風氣極盛，《集王聖教序》是其中翹楚，此外尚有半截碑、普覺國師碑、周孝侯碑、新譯金剛經（指玄奘譯本，與鳩摩羅什“舊譯”相對），還有一個來路不明的《集王普門品》。集的雖是晉人的字，體現的卻是唐人的審美，不可不知。米芾早年行書如《苕溪詩帖》多存二王法，也無醜怪之病，可學。

軟筆行書多為豎寫，寫作品的目的。橫寫行書的多為硬筆行書，實用性強、或隨抄以自娛自樂為目的。硬筆行書要有一種節奏感，好的行書，像一排山一樣，是迭宕起伏的！或者說，要有收有放！

在字的收放、節奏上上，我也在學習中，但為了方便舉例，就拿昨日的隨抄示例了，如下：“每個人的筆跡都是其個性在紙面上的投影。”

“每、筆、都、其、投、影”這幾個字，像高個魁梧的軍人一樣，自信神氣！主筆要突出，架子更穩，寫的要張揚，略大一點！

而“個、人、的、上”，這幾個字，儘量寫小一點，因為結構相對簡單，像天生的小家碧玉，不適合跳蒙古舞蹈！

“在”字可大可小，寫成行書時，可大一點，寫成草書在時，可小一點，總之，這是需要你寫字時的心情、手感的。剛才鉛筆試寫如下：

2.不論字的大小，每個字的重心，儘量是在一條線上，比如，有人會問，紅字中的字有的並沒有在一條線上，尤其是第二排，有點歪了。

原因很簡單：我水平不到哈。我自幼寫字姿勢不好，離紙太近，所以到現在總是寫的歪歪扭扭！

具體原因見下圖：

根據書寫者的水平和愛好，字可以寫在每行的正中央，也可以寫的緊臨下劃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