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檀淵之盟是當時宋遼戰略均勢的結果，也是二十多年宋遼軍事衝突的結果。宋遼之爭端，起於領土紛爭，石晉割燕雲，契丹視為禁臠，宋亦以其為中國之舊疆，必收復燕雲方成一統之業。然兩國終互無吞併之心，以宋言之，意欲收燕薊，設兵守關，絕契丹南牧之路；以遼言之，欲存北漢，以河北為燕京之屏障，阻宋之進討。彼時宋並諸國，遼滅石晉，皆以武功自雄，無退讓之勢，故征伐不已，干戈不息。然自宋太宗兩度北伐失利，軍事大挫，自是不能進取，遼兵趁勝入寇，亦損兵折將，勞而無功，彼此旗鼓相當，已成兩敗俱傷之勢。殆蕭承天攜幼子出師，深入宋境，攻堅無力，主將新喪，懼而使人議和，真宗亦厭兵戈，稍以金帛啖之，不使入寇，兩國同享和好之利，是固當然。然和好之局既因兩國均勢之成而成，亦必因兩國均勢之變而變，故慶、熙之世，契丹趁中國之多務而索幣脅土；天祚之時，宋趁遼之衰亡而聯金取燕，亦自然之理。

2、澶淵之盟宋遼達成的和議，是一份平等的協議，宋遼國主以兄弟相稱，以年齒論之，不帶有高低之分，與後來的宋對金稱叔、稱伯不同。

3、對澶淵之盟的得失如何（主要是從宋朝方面來說），在當時就已有多種爭論。而眾論觀點不同，一因眾人之立場見識不同，二因眾人所處之局勢不同。 如承平之時，宋士大夫安享太平之福，故蘇轍言：“真宗皇帝親御六師，勝虜於澶淵。知其有厭兵之心，稍以金帛啖之。虜欣然聽命，歲遣使介，修鄰國之好。逮今百數十年，而北邊之民，不識干戈。此漢、唐之盛，所未有也。”至神宗變法求強，欲復漢、唐之氣象，乃言：“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敵人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為所奪，從人宮嬪盡沒，上股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雲。此乃不共戴天之仇，反損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為叔父，為人子孫當如是乎已?”徽宗時蔡京媚上圖功，又言厭歲幣二十萬匹兩而欲出兵復燕。至靖康之恥，宋室南渡，同遭金人荼毒，復又追念修好百年的宋遼兄弟之盟。

我認為不是，恰恰相反，我覺得大宋透過這個條約很賺——

陳寅恪說過，中華文明造極於趙宋之世。這句話放在中華的政治生態上也很適用，宋朝的政治生態建設設計確實達到了歷代的一個頂峰。

趙宋官家

人們常說的宋朝疲弱，其實那是片面的看法——比如很多人印象之中，宋朝建立之初，在宋太宗一口氣送了一波精銳情況下，大宋所面臨的局勢確實不能再壞了。在當時，契丹大遼的威脅就在北部虎視眈眈，且大宋太宗用實踐證明了大宋此後確實無力掃滅遼國。更嚴重的是，自打宋太宗嘗試著北伐失利之後，宋朝就像是得了恐遼症一般，總是畏畏縮縮，直到宋真宗年間，檀淵之盟議和之後，雙方才進入了長期的平等對話，而這種平等還是付出了歲幣這種屈辱的代價買來的和平。

檀淵之盟：近似於白給的和平

之所以說這是典型的片面看法，筆者也不是亂講的，雖然確實要承認，宋代初年但凡是面對遼國的軍事行動，無一不是慘重告終（說句題外話，之所以會這樣，和宋軍在宋朝初年打南方割據勢力養成的軍事冒險風格關係很大——每逢作戰，宋朝的軍事力量總是喜歡分兵突進，繼而冒進被全殲，最後這種屢教不改的軍事風格甚至倒逼著微操高手宋太宗不得不繪製陣圖，強行要求將從中御，結果輸得更慘），因此，雖說檀淵之盟之後宋朝需要承擔起三十萬歲幣的輸送，但總體上來說，這種三十萬的歲幣和軍事戰爭帶來的損失比起來簡直就是白給。

商品經濟發達，市民階級繁榮的大宋

一言以蔽之，為人所詬病的檀淵之盟，宋朝以一種看似屈辱的方式實質性的取得了長久的關南十縣的統治權、以三十萬的歲幣“買”來了“和平”從而節省了數以億計的軍費開支——宋真宗泰山封禪之後雖然被後代詬病“沐猴而冠”，但也必須要承認，宋真宗開創的鹹平之治也確實是個盛世。可別忘了，這個時候距離千瘡百孔的五代也才過了四十年而已。

“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舉凡南北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著服飾，無非天下之奇...夏州進奉外，有以私物貿易久而不售者，自今官為收市。”

因此總體上來看，宋朝初年的政治中樞還是非常理性的，顯得非常的剋制，至少比起後來的徽宗朝時候，要理性的多得多——徽宗朝頻繁用兵，比如對西北方向的角廝羅政權的攻略、對西夏的持續用兵作戰，最後更是頭腦發熱做出來“海上之盟”的蠢事，最後靖康之恥的時候更是昏招迭出。

靖康之恥

引用當時難得清醒的徽宗朝計程車大夫的原話就是：

“澶淵之盟至今百餘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雖漢唐的和親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邊之策。如今四方無虞，卻要冒然毀約，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勝負難料。若勝，國庫必乏，人民必困；若敗，遺害不知凡幾。以太宗之神勇，收復燕雲，兩戰皆敗，今日何可輕開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