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文化的特徵任何一種文化型別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環境下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關於這三個方面,我們在下以章節將有詳細的論述.簡而言之,從地理環境看,中國處於一種半封閉狀態的大陸性地域,與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從物質生產方式看,中國文化植根於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封建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這與中亞、西亞的遊牧民族、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從社會組織結構看,宗法制度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成為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紐帶,專制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年,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中國文化的特徵可大致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國,也曾經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文化體系.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6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表現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續力和凝聚力等方面.所謂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進入中國後,大都逐步中國化,融入中國文化而成為其一部分.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佛教文化的傳入和中國化.佛教開始流傳於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一帶,並不是中國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紀的兩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經過魏晉、隋唐幾百年,佛教高僧的東渡,佛教經典的翻譯,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國計程車大夫.佛教傳播的結果,一部分變為中國式的佛教（如禪宗）,一部分反而消融於宋明理學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猶太人遍佈全球,而且保持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而他們來到中國後,便湮沒在中國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所謂融合力,是指中國文化並非單純的漢民族文化或黃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漢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有機地吸收中國境內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化.中華各民族文化,例如歷史上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契丹、遼、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匯於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沒有這種融合,也就沒有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當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義.中國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簡單的偶然的文化現象,而是一種文化生命力的表現.具有如此強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湯因比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曾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有過一次著名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他指出,“就華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現實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在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因為異族入侵而導致文化中絕的悲劇,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亞歷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臘化、愷撒的佔領而羅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蘭化,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蠻族入侵耳中絕並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國,此類情形從未發生.唯有中國文化一種,歷經數千年,持續至今而未曾中輟,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力.這種強健的生命延續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東亞大陸特殊地理環境提供了相對隔絕的狀態,是其緣由之一.而中國文化長期以來以明顯的先進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反覆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戲劇,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漫長的歷史年代利,中國文化雖未受到遠自歐洲、西亞、南亞而來的威脅,但也屢次遭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衝擊,如春秋以前的“南蠻與北夷交侵”,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宋元時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連南下,明末滿族入關.這些勇猛剽悍的遊牧人雖然在軍事上大佔上風,甚至多次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政權,但在文化方面,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被以華夏農耕文化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同化.這些遊牧或半農半牧民族在與先進的中原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幾乎都發生了由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或飛躍.軍事征服的結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毀滅、中絕,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進步.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鮮養料,如遊牧人的騎射技術,邊疆地區的物產、技藝,從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還表現在它具有歷久彌堅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具體表現為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地域、超國界的文化群體歸屬感.西周時期,中華先民便有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表達了從文化心理特質上的自我確認.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數以千萬計浪跡天涯的華僑華裔,有的在異國他邦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但他們的文化臍帶,仍然與中華母親血肉相依,在他們的意識中,一刻也未曾忘記自己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已定居巴拿馬
一、中國文化的特徵任何一種文化型別的產生,都離不開特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歷史條件.這就是特定自然地理環境下的物質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結構.關於這三個方面,我們在下以章節將有詳細的論述.簡而言之,從地理環境看,中國處於一種半封閉狀態的大陸性地域,與西方地中海延岸的多民族有很大的不同；從物質生產方式看,中國文化植根於農業社會的基礎之上,封建的小農經濟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這與中亞、西亞的遊牧民族、工商業比較發達的海洋民族也有很大的不同；從社會組織結構看,宗法制度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成為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紐帶,專制制度在中國延續兩千年,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中國文化的特徵可大致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有四大文明古國,也曾經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文化體系.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6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表現在它的同化力、融合力、延續力和凝聚力等方面.所謂同化力,是指外域文化進入中國後,大都逐步中國化,融入中國文化而成為其一部分.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佛教文化的傳入和中國化.佛教開始流傳於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一帶,並不是中國本土的文化,在公元1世紀的兩漢之際開始傳入中國,經過魏晉、隋唐幾百年,佛教高僧的東渡,佛教經典的翻譯,中土僧人的西行求法,都不能使佛教文化完全征服中國計程車大夫.佛教傳播的結果,一部分變為中國式的佛教（如禪宗）,一部分反而消融於宋明理學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猶太人遍佈全球,而且保持他們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思維方式,而他們來到中國後,便湮沒在中國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所謂融合力,是指中國文化並非單純的漢民族文化或黃河流域的文化,而是在漢民族文化的基礎上有機地吸收中國境內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化.中華各民族文化,例如歷史上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契丹、遼、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匯於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沒有這種融合,也就沒有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當然,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也包含有“同化”的意義.中國文化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是在歷史中形成的,因此它不是簡單的偶然的文化現象,而是一種文化生命力的表現.具有如此強大的文化生命力的民族,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湯因比在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曾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有過一次著名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他指出,“就華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現實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在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因為異族入侵而導致文化中絕的悲劇,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因亞歷山大大帝的入侵而希臘化、愷撒的佔領而羅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蘭化,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蠻族入侵耳中絕並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國,此類情形從未發生.唯有中國文化一種,歷經數千年,持續至今而未曾中輟,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力.這種強健的生命延續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東亞大陸特殊地理環境提供了相對隔絕的狀態,是其緣由之一.而中國文化長期以來以明顯的先進性多次“同化”以武力入主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反覆演出“征服者被征服”的戲劇,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漫長的歷史年代利,中國文化雖未受到遠自歐洲、西亞、南亞而來的威脅,但也屢次遭到北方遊牧民族的軍事衝擊,如春秋以前的“南蠻與北夷交侵”,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宋元時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連南下,明末滿族入關.這些勇猛剽悍的遊牧人雖然在軍事上大佔上風,甚至多次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政權,但在文化方面,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被以華夏農耕文化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同化.這些遊牧或半農半牧民族在與先進的中原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幾乎都發生了由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或飛躍.軍事征服的結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毀滅、中絕,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文化進步.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鮮養料,如遊牧人的騎射技術,邊疆地區的物產、技藝,從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還表現在它具有歷久彌堅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具體表現為文化心理的自我認同感和超地域、超國界的文化群體歸屬感.西周時期,中華先民便有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觀念,表達了從文化心理特質上的自我確認.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數以千萬計浪跡天涯的華僑華裔,有的在異國他邦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但他們的文化臍帶,仍然與中華母親血肉相依,在他們的意識中,一刻也未曾忘記自己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已定居巴拿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