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新舊黨爭直接引發了烏臺詩案，導致蘇軾入獄被貶黜，猶如江北之雁，迫而南飛。

官場失意，加上心中不平，屢遭變故，又加深人生體會。視野遂開，心胸遂大。

受了打擊而不頹廢，相反，還找到人生樂趣，這無疑是深厚的文化底蘊起了作用。坐禪論道，蘇軾樂哉悠哉。這才有了多少好詩好詞。

北宋黨的發生的背景是宋神宗時國家積弱，國庫空虛，宋神宗用王安石為相，實行改革，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保甲法等，立意雖好，執行不當，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因此歐陽修、司馬光等人反對，要廢新法，兩派相爭。很多人說蘇軾是舊黨一派的，其實這是不準確的。蘇軾並不反對王安石變法，他反對的是王安石變法變得太急，太快，急功近利，他既不支援新黨也不支援舊黨，所以他的位置就很尷尬。後來也成了黨爭的犧牲品，被貶流放。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為二地看，蘇軾的一生遭貶謫是他的大不幸，卻是文化人的大幸。試想如果他只是在朝做一個庸俗的官吏，沒有了那樣的貶謫經歷，如何會寫出傳頌千古的“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等名句。蘇軾自己也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所以說北宋黨爭從側面上成就了蘇軾文學上的巔峰。

書本上，歷史上，蘇軾流傳千古，膾炙人口的詩詞歌賦幾乎大部分都在“烏臺詩案”發生後創作的。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蘇軾不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他對王安石變法其實還是反對遠大於支援的，這個在《宋史·王安石傳》及《宋史·蘇軾傳》中都可以找到證據的，因為一方面怕損害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王安石變法操之過急、用人不當、後期在執行中就慢慢變了樣。

但是，蘇軾確實是一個好的公務員，關於百姓，他一刻也不曾忘過，不管是在京城，在杭州，在黃州，仍是最終被貶海南，不管他有權力仍是沒權力，他都極力為百姓幹事，造福一方。他自稱是“站立望田野，悲歌為黎民”。 關於世上的人，他信任他們都是好人，他以一顆好心看待國際，哪怕是政治上與他不好的人，私下裡仍可成為朋友。

北宋黨爭和他的“真”性情導致了他屢遭貶低斥責的悲劇。但正是這份遭遇，使他心中無所掛念，胸懷坦蕩，雖累遭衝擊而達觀情懷不變，故在詩詞造詣上奔放暢達。借王水照先生一句話來說說“保持一己真率的特性，尋求無飾的天然品格，是蘇軾人生觀、文學觀構成的中心。”

可以說，北宋黨爭“烏臺詩案”是蘇軾生命中的一個繭，在經歷過以後，蘇軾才真正成為我們眼中的蘇軾，在文學史上大放異彩。

蘇軾一生，歷經北宋仁、神、英、哲、徽五朝。期間，黨爭政爭不斷，朝中人事頻繁變動。蘇軾做為被牽連者和受害者，一生仕途坎坷，九次被貶謫流放。他多半生在顛沛流離、疲於奔命中度過。正向他自己自嘲所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命運多舛，長期在貧病交加中掙扎的人。卻在文學、書法、繪畫等多方面，取得了令後人難以企及的巨大成就，走向了人生的輝煌。從而，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巨人，中華民族永遠的驕傲和光榮。

蘇東坡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恐怕主要基於以下三個因素:

一是，天分。不可否認，蘇東坡在文學藝術方面，有著極高的天分。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東西。沒有這樣的天分，你即使再努力，再刻苦，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高的巨大的成就。

二是，他罕見的豁達、灑脫和浩然正氣。正是這一精神，才使他在艱苦的困境中，不僅頑強的活了下來。而且，還把這種曠達豪放之情，化入在自己的文學創作之中。進而，形成了他曠達、豪放的詞風，在詞壇開宗立派，成一代領袖。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評說:“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如東施之效捧心也。”

三是，他一生的坎坷遭遇。“國家不幸詩家幸”。蘇東坡一生不幸，其根源就是北宋的黨爭。黨爭，使他從35歲開始，一次又一次的被貶謫流放，一直到他死。從這個層面講，正是黨爭造成的他的人生不幸， 才玉成成了他詩家的大幸。你看，他的那些千古名篇，都是在貶謫流放之地寫成的:

在青州，他寫了《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

在密州，他寫了《江城子》◎密州出獵。“老夫聊發少年狂，……”

在徐州，他寫了《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黃州，他寫了《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

……

從以上可以看出，蘇東坡每一次貶謫流放，必有佳作迭出。

人生就是這樣悖論:黨爭，無疑造成了蘇軾的人生不幸。而恰恰又是這不幸的影響，成就了他的文學創作，登上了輝煌的高峰。

斯人已去，精神長存。

正向蘇東坡自己說的:“浩然之氣，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而亡矣。故在天而為星辰，在地而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