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罪己詔是漢武帝首創的，當時發生蠱惑之亂害死了幾萬人，包括自己的皇后和太子，以及多年討伐匈奴給國家帶來的創傷。所以頒佈罪己詔告訴臣民自己的罪過。

第二:為了社會穩定、收買人心，預防他人有不臣之心趁作亂。

第三:古代帝王都想在歷史上留下美名，不想被史官記載其過失，怕被後世取笑。

第四:效仿前朝明君，更加彰顯自己的英明。

1.最早頒發《罪己詔》的應該是漢文帝，他因為天災而非常的自責，認為這都是自己的過錯導致的。

2.漢武帝的《罪己詔》是最有名的，他在去世前2年，把自己的一些過錯做了總結，向天下解釋說明一些事情的原因，這種姿態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3.歷史上很多皇帝也頒發了《罪己詔》，對自己的過錯反思，是有積極意義的。鞭撻自己，讓自己做決策時候考慮周全。

4.也有一種觀點，認為這些都是做秀。只是封建帝王的一種收攏人心的表演，沒起到真正發展的作用。

罪己詔是中國古代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能夠長久的、反覆出現，說明其存在還是有一點作用和需求。

《檔案春秋》曾刊載，1995年12月20日，馮其庸先生向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無償捐贈了一件明正德九年的《罪己詔》，因為乾清宮失火。

正德九年，寧王向宮中進獻大批精巧花燈，結果失火引起煙花爆炸，整座宮殿全都焚燬。朝野上下一片震驚，議論紛紛，然後皇帝帶頭反省並向老天爺認錯，才有了這封《罪己詔》，詔曰：“咎徵所自，實自朕躬……冀以消弭禍端……”（估計正德皇帝一臉懵逼：MMP，我才是火災受害者，為啥要我帶頭反省？？？）

“罪己詔”是古代帝王面對自然災害或異象或者動亂時，進行自我檢討、自我反省的一種官方詔書檔案。皇帝頒發“罪己詔”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可以說是一個傳統專案。

如《呂氏春秋》記載“商湯罪己”的故事，著名的暴君紂王，在反叛群起的時候就頒發過文告說：“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

當然這時候只是一種文告，中國歷史上真正意義的罪己詔產生於西漢，漢文帝是中國古代第一位頒佈有明文可考的罪己詔的皇帝。此後，皇帝頒佈的罪己詔形成了一種固定寫作套路和危機公關流程。

主要是因為古人受限於當時的科學條件，對於自然災害和異象無法正確認識，加之古代樸素的神鬼觀念和的“天人感應”思想，將其歸結為上天對人世的一種警示，所以需要統治者作出一定的姿態來應對。

有學者認為，“罪己詔”與皇帝自身反省沒有必然聯絡，它實質上是皇帝以罪己為由，透過宣揚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塑造德行神聖的皇帝形象來維護自身皇權的產物。甚至有學者認為這就是一種安撫人心，欺騙百姓的政治表演。

客觀上來講，罪己詔的頒佈及一系列勤修德政的舉措，雖然不能治本，大對數情況下還是能起到一點治標功能，對減輕的災民恐慌心理和災後重建等，也確實或多或少起到了一些作用。

根據《二十五史》進行的統計顯示，共有79位皇帝下過罪己詔：漢朝15位、三國3位（曹魏1位、孫吳2位）、晉朝7位、南朝14位、北朝1位、隋朝1位、唐朝8位、五代6位、宋代7位、遼代1位、金代1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

最具有歷史意義的是漢武帝，意義深刻。“輪臺罪己詔”是中國歷史上一份內容豐厚、儲存完好的皇帝正式自我批評的檔案,爾後每逢朝廷呈現危機、國家遭受天災、政權處於安危時,皇帝釋出“罪己詔”進行自責，用以自責.公開反省，以表明與民更始。

《罪己詔》發出去，皇位不會受到任何影響，發《罪己詔》的皇帝一定是對朝政都有很高把持度的皇帝。

《罪己詔》中的過錯無法除皇帝外任何一個人或者一個部門承擔，因為是天災人禍。

《罪己詔》安撫各方權貴勢力具有重大意義。

舉例說明更有意義：

漢武帝最具有代表性，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

內容主要陳述了既往遣李廣利北伐匈奴之悔，否定了部分臣子主張將戰爭繼續升級的屯田輪臺的計劃，表示當今政事，最重要的應當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指出百姓安居樂業的重要性。同時，武帝也要求各個地方官員提出如何兵強馬壯的方法。

為什麼說漢武帝最具有代表性。因為有真正的付出行動。並非說說而已。表達了自己的過錯。並說明自己今後怎麼做，朝廷百官如何配合。並有真的付出行動。

所謂罪已昭，一般是在封建時代國家遇到重大政治變故，重大自然災害時發表自我批評文書。主要意思是自己做皇帝沒有做好，德不配位，才不堪任，以至上幹天譴。其實這種作法有多大誠意是令人懷疑的，如果真心覺得自已不行的話，又何不禪位讓賢？說到底，其實質更多的是作秀，是忽悠，是收買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