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處江左，比鄰蘇杭，歷來是魚米之鄉，有水運農業紡織鹽業等之便，經濟自然比較發達。隨之帶來了發達的商業和思想文化。

山裡人為了找出路外出謀生，為了生存，出外謀生的人自然格外勤奮努力，只有功夫深，鐵棒磨成針，只有那些不畏艱險才有可能登上事業的頂峰，創業的人為了生存自然壓力大，有壓力才有動力，才有了發展的條件，具備了發展條件就自然能水到渠成，去徽州實地的古村落的房層建築就能看到創業者取得的巨大成果，瞭解創業者的歷程就能看出創業者的艱辛之路所付出的代價。

徽州是一座歷史文化古城，徽州府管轄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六個縣，現今分管於黃山、宣城和上饒三個市。明清兩朝, 徽商曾執中國商界牛耳數百年, 徽商故里——徽州也長期瀰漫著金銀氣。

自明朝中葉至清朝乾隆嘉慶時期，徽商創造了雄踞中國商界四百餘年的輝煌，其商業資本之巨，經營地域之廣，從業人數之眾，均為一時之冠，“無黟不成鎮，無徽不成商”成為中國商業史上的一大奇蹟。在當時經濟並不發達的皖地，為何古徽州會出現如此燦爛的商業文明呢？

古徽州處“吳頭楚尾”, 屬邊緣地帶, 山高林密, 地形多變, 開發較晚, 原系古代少數民族“山越”的棲居地, 漢以前人煙並不多。然而, 晉末、唐末及宋中國歷史上的三次移民潮, 給皖南徽州地區輸入了大量人口和北方發達的農耕文化。隨著徽州人口的急劇膨脹，人口增長與社會財富增長出現尖銳矛盾。人口急劇增長, 田地拓展甚難, 人均耕地驟減, 導致古徽州糧食緊缺。

農民需要靠田地種糧活命，但人口多、耕地少，單靠種田已經遠遠不能滿足徽州人的生存需求。於是，大量的徽州人由於生計所迫，開始奔走四方轉而經商。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十二三歲， 往外一丟”就是當時徽州人的真實寫照。大批的勞動力就這樣被逼上經商道路, 有些成功緻富了, 有些卻從此流落他鄉。徽商便是徽州人口重壓下的產物, 可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除了歷史因素外，徽州能有如此燦爛的文明也離不開文化的驅動。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實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士農工商”作為固化的階層排序，“有市籍者不得宦”的世俗偏見，使得鄙商、賤商的觀念可謂深入人心、根深蒂固。這種社會生態下，徽州人能於一隅山地之中，衝破重重體制、觀念的束縛、障礙，獨開“商亦為本業”的天下風氣之先，成為一支中國商幫勁旅，決不僅僅迫於徽州地理環境惡劣、地少人多的生存危機，而是基於深層次文化自覺的驅動。

在封建時期“重農抑商”的政策導向下，徽州人有著獨特的價值觀，不再以商業為“賤業”。徽商首先樹立了在當時頗為進步的職業理念：“人之處世，不必拘其常業，但隨所當為者。士農工賈，勇往為先。”無論哪種行業，只要勇於去做，成為行業表率、先鋒，都是值得肯定的，這就完全突破超越了以往對商業的歧視性觀念。

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的儒家正統觀念引申出“無商不奸”的社會偏見，也使經商者揹負著“不義”的巨大社會輿論壓力。但徽商對此卻不人云亦云、因循守舊，能獨立思考，並作出自己清醒、務實的價值判斷。既然人們對商人的偏見是因為商人得利太多，那麼只要我做一個廉潔的商人，農民賺多少錢我也只賺多少錢，大家憑什麼對我還會有偏見呢？說到底，百姓痛恨的也只是貪利忘義的奸商而已。到了明中期，徽州經商蔚然成風，“昔為末富，今為本富”。

明代大儒王陽明認為“四民異業而同道”，商人並不比士大夫低人一等，無需自卑自踐。在此基礎上，明中期歙人程季公提出：“籍能賈名而儒行，賈何負於儒？”如果我作為商人，能以儒家思想指導自己的行為，那麼就不比儒士差。

一旦衝破傳統觀念的樊籬，又在文化上找到了居思想界正統地位儒家學說的強有力支撐，大批徽州人理直氣壯地投身商界，就不再是被逼無奈之舉，而成為自發、自覺、自願的行為。因此，明中葉，徽商在徽州人前赴後繼、義務反顧的棄農服賈潮流中，迎來其勢不可擋的興盛崛起。

在“賈而好儒，以義取利”的價值觀引導下，徽商於明清時期在全國十大商幫角逐中獨領風騷，徽商也創造了雄踞中國商界四百餘年的輝煌。而徽州這座原來的皖南小城，也成為了明清時期的文化和商業高地。

徽州文化，是徽州（古稱新安郡）人，在歷史程序中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器物文化層面、制度文化層面、精神文化層面，底蘊深厚創造傑出。

東漢、西晉、唐末、北宋四次北方強宗大族的南遷，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中原文化，生產力逐漸發達。徽州文化，崛起於北宋後期，“東南鄒魯、禮義之邦”於南宋，鼎盛於明清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