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先說明一個問題，史記是紀傳體史書，主要的是記實敘事，人物傳記，所以從文學體裁上看是敘述型的傳記。再從漢朝的興盛的文學體裁來看是漢賦，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遊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歷；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太史公的史記文筆上可能多少有受到賦的影響，但是不明顯。

先秦文學大抵是神話、詩經、先秦散文、楚辭為主，更多的是表現為開先河以及創新。而且作為歷史性文學也大多會以散文的形式出現，如春秋，尚書等都是散文歷史文學。到左傳，國語也是編年體史書，戰國策則為國別體史書。從史書編寫的過程可以發現史記是屬於傳承先秦文學的手法並且創新的，所以以史記為中心個人絕得不妥，而因以史書文學為中心，因為先秦文學以及之後的文學發展都脫離不了史書創作者的貢獻。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魯迅對《史記》的評價。

“史家之絕唱”是評價《史記》的史學價值。“無韻之離騷”是評價《史記》的文學價值。

而錢穆說：中國有兩大人物，即是兩位大文學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道德的問題。

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歷史能否合流的問題。

若論先秦兩漢的史傳文學，在《史記》之前的史書，就有《左傳》、《國語》、《戰國策》。這三本史書，一上來就是文學，從文字來看，已經寫得極其完美。

《左傳》、《國語》、《戰國策》的文學成就絕不下於《史記》，甚至更高古奇拔。而司馬遷會寫實，他寫的《史記》就像是畫油畫。以他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

那麼，先秦的史傳文學之所以這麼光輝燦爛，是因為當時的文學家、史學家和哲學家都是貫通的。現代知識分工是大勢所趨，為了提高效率。然而一分工，統合的智慧就分開了。

古代文化的總和性的知識現象，出了很多華而又實的大人物。現代分工，從某個角度來說是投機取巧。現代的新趨向，還是要要求知識的統合，今天很多的斜槓青年，都是知識整合，行業跨界。

但是，中國最古的史書，不是《左傳》，也不是《國語》或《戰國策》，乃是《尚書》。《尚書》是歷史資料、檔案（如皇帝的報告、打仗的宣言），是古代文誥誓語的彙編。文筆簡練，內容煩瑣。

《尚書》之後，還有一部史書：《春秋》。其文筆簡練到極點。例：

鄭伯克段於鄢。（《春秋》魯隱公元年）

木心先生對這句話，是這樣評說“史實呢，是鄭國之君，有弟名共叔段，謀反，兄打敗了弟——《春秋》作者認為鄭國之君沒有把弟弟教育好，失了做哥哥的責任，所以故意點明他不配做哥哥，降稱之為鄭伯。而共叔段呢，要搶王位，有虧弟弟敬事兄長的本分，故不配稱弟，只叫他段。兩者之鬥爭，情況類如兩個國君交戰，故名為克——這樣，譏笑了哥哥，責備了弟弟，而且批評他們自己的家事弄到像兩國交戰。這種高度的簡括，態度、立場、觀點的毫不假借，就叫做“春秋筆法”。”

接下來，就是《左傳》，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左丘明為《春秋》做註解的一部史書。根據《史記》記載，左丘明雙目失明，生平不可考。他是第一個以文學水平寫史書的人。

再接下來是《國語》，作者是誰也不可考。相傳是左丘明所寫，但是，有學者認為《左傳》以年代先後分，《國語》以國家分代，所以不是左丘明所寫。也有學者，認為以左丘明之才，完全可以國分代，有可能是他寫的。

緊接著是《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至楚漢，記當時謀士的策略和言論，資料豐富，文筆大刀闊斧。作者不可考，有學者認為，作者並非一人，成書並非一時。

最後，就是《史記》，作者司馬遷。他為李陵說項，遭宮刑，成就《史記》。他是真正的強者。

現代人都有個錯覺，以為當時的史家執有貶褒生殺之權，名高位尊——就像“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其實古時候的史官，地位極其低微的，與算命、相士、戲子、歌伎同等級，不賜爵、不封功。中國專制帝王向來蔑視知識分子，可是中國少數幾位最高的知識分子，非常看得起自己，其中之一就是司馬遷。

司馬遷在《史記》自序，直截了當“表態”：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這序言可能是司馬遷在《史記》全部定稿才寫下這篇陽剛之氣十足的序言。

中國文化是陰性的，以陰柔達到陽剛，而西方是直截了當的陽剛。唯獨，司馬遷是中國古人中最陽剛的，給中國文化史揚眉吐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