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駐京喇嘛制度是對蒙藏地區實行的一項重要宗教政策，透過駐京喇嘛在蒙藏地區的影響力來加強清朝對當地的控制。駐京喇嘛是清政府從藏傳佛教地區調到京城及周邊的高僧，他們一般在當地有著較高的影響力，可以是滿、蒙、漢喇嘛，當地的僧俗民眾對這些高僧都極為尊崇，因此清朝透過他們來貫徹在當地實施的各項政策，從而維護藏傳佛教地區的穩定，平衡西藏政教中心的影響。

網路圖

清朝駐京喇嘛制度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首先是滿清入關前的後金政權時期，努爾哈赤和皇太極為了拉攏蒙古各部聯合抗明，於是採取了尊崇佛教的政策。皇太極本人雖對藏傳佛教比較反感，但是考慮到後金政權的穩固，他和努爾哈赤一樣採取了安撫的政策，不僅在政治上給予蒙古各部優待，而且在許多地方修建喇嘛廟，贏得了蒙古各部的好感。這一時期的宗教政策為後來駐京喇嘛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其次是順治初期，駐京喇嘛制度基本形成。這時清朝建立沒多久，統治根基尚不穩固，因此統治者加強了對蒙古各部的安撫。從順治元年開始便陸續邀請達賴喇嘛來京城，逐漸形成了藏傳佛教上層領導人物來京城朝見的制度。為了款待來京的喇嘛，順治八年（1651年）清政府在北京修建了後黃寺（西黃寺），專門作為達賴喇嘛在京城的駐所，此後後黃寺的駐京喇嘛人數有了明顯的增加。除了後黃寺，清政府還陸續出資建造了東黃寺、普勝寺等寺廟，並對駐京喇嘛實行嚴格的管理。

西黃寺

到了康、雍時期，清朝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於是希望利用喇嘛教來平息厄魯特與喀爾喀的紛爭，由此加快了駐京喇嘛制度的發展。康熙皇帝成立了中正殿唸經處，這是第一個在宮廷中設立的專管喇嘛教事務的機構，足見康熙皇帝對此的重視程度。同時，相比於順治時期，清政府對喇嘛的管理更為嚴格，對私自逃亡厄魯特蒙古的喇嘛下令逮捕。

到了乾隆朝，駐京喇嘛制度已發展得較為成熟，駐京喇嘛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章嘉呼圖克圖是清朝所封的唯一一位國師，受札薩克達喇嘛職，不僅成為主管京城喇嘛教的大喇嘛，而且被清廷任命管理內蒙古地區。此外，乾隆皇帝還對喇嘛的等級、職銜作了具體的規定，包括七個等級和十二種職銜，包括掌印札薩克達喇嘛、副掌印札薩克達喇嘛、札薩克喇嘛、達喇嘛、格隆、班第等，國師、禪師均是皇帝恩封的名號。根據等級的高低，不同喇嘛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樣。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下令將雍正皇帝的住所改為皇家御用寺廟，主要承擔皇室成員的禮佛活動。此外，還建立了滿族喇嘛寺院，寺院的僧人要念誦滿文經卷。

雍和宮

駐京喇嘛制度在清朝中前期發揮了十分作用的作用，加強了清政府對蒙藏地區的控制，鞏固了清王朝的統治。駐京喇嘛也成為了維繫滿、蒙、藏族人民關係的紐帶，在維護安定團結、抵禦外敵入侵等問題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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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煦卓：《清朝駐京喇嘛的職銜、額缺制度研究》，《黑龍江史志》2014年第8期。

鄭煦卓：《駐京喇嘛制度在清朝乾隆時期的成熟與完善》，《社科縱橫》2016年第3期。

胡小鵬：《邊疆治理視野下的清朝駐京喇嘛制度》，《西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54卷第3期。

17-18世紀清朝崛起之際，也是藏傳佛教的勢力迅速傳播擴充套件的時期，整個蒙古、西藏、青海，還有甘肅及準噶爾等地，都沉浸於藏傳佛教的宗教文化氣息。如果深刻了解這一歷史背景，清朝設立駐京喇嘛制度的原因是不是也就呼之欲出了呢？

我們來看看當時歷代駐京掌印的八位大活佛的來歷：章嘉呼圖克圖，負責掌管多倫諾爾的彙總、善因二寺扎薩克喇嘛事務，對蒙古、青海藏傳佛教徒有很大的影響力；噶勒丹錫哷圖呼圖克圖，青海塔爾寺的宗教領袖；敏珠爾呼圖克圖，掌管廣惠寺事務；濟隆呼圖克圖的駐錫地在濟隆寺。以上四位，無論是其駐錫地在整個藏傳佛教寺院體系中的地位，還是其個人的聲望，都在各大活佛中排在前列。除此以外，還有那木喀呼圖克圖、阿嘉呼圖克圖、拉果呼圖克圖和察罕達爾汗）呼圖克圖。

這些活佛喇嘛對蒙古、青海乃至西藏地區的佛教事務，都具有很大的影響力。透過籠絡他們，清朝得以成功地控制蒙古、西藏、青海等邊疆。

在很多情況下，駐京活佛們都能承擔溝通內地與邊疆之間上層政治的作用。以章嘉活佛為例。乾隆二十年（1756年），就在清朝征討準噶爾汗國並與阿睦爾撒納翻臉之際，外蒙古和託輝特部首領青袞雜卜（cinggunjab），因為清朝賜死了押送阿睦爾撒納不利的額琳沁多爾濟，以及喀爾喀當時面臨的生計困苦問題而對清朝心生不滿，故而發動撤驛之變，使當時“十六驛二十九驛一時盡撤，羽書盡斷”。青袞雜卜還煽動喀爾喀人，挑起眾人的反清情緒。在這一背景下，清朝特派三世章嘉呼圖克圖致信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予以施壓，成功調停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