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輕的現象從古至今都是存在的。這是由文人的特性決定的。

文人大多自視頗高，認為自己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在別人的意見與自己相左的時候，往往認為自己是正確的，很難接受別人對自己的批評。還有，文人大多認為自己的水平是最高的，對同輩名人甚至是前輩高人都嗤之以鼻。比如書法宋四家中的米芾就說顏真卿“作用太過”，並大罵柳公權是“醜書鼻祖”。近當代，康生說自己“用腳趾頭夾根木棍也比郭沫若寫得好”，更是在書法界人盡皆知。

當然，文人之間惺惺相惜，對前輩高人高山仰止的佳話也比比皆是，在這裡就不再贅述了。

文人相輕是存在的，是由三個原因造成。

一是因人本身存在的差異性引起。一般人的差異性都潛藏著，在人際交往中表現出來的多是認同性、共性的東西。文人要透過對自己的深耕細作，表現個性至極致來成書立著，相互間的差異排斥性就顯現出來了。

二是文人求名心理強烈，名的背後連著利，競爭激烈。所以許多世俗文人自我宣傳唯恐不及，宣揚他人輕意不為，不明貶已經算好的了。

三是封建遺毒影響。封建社會既忌武人團結，也忌文人合群，因為統治者認為這樣會危脅其統治，所以有明確的或潛在的控制分裂措施。天長日久，形成習慣，文人相貶，甚至互相舉告反倒成為常態，文人相輕的社會印象由此形成。

文人相輕是錯誤的。文人被標為高素質的社會群體，理應團結互動，取長補短，共同進步，為全社會樹立典範，而不是相反。

現在網路有一句話：不要輕易去評價別人，因為你沒有經歷他的人生。這就是文人相輕的原因。

第一，文人的社會科學特質決定了對同一事物的解讀可以是多樣的。一萬人眼中就有一萬個哈姆雷特,但事實上哈姆雷特只有一個,不同的只不過是人們的眼光與心態。這就決定了文人（社會科學）解讀社會現象可以是多樣的。這和學自然科學的人不同，比如說光，光是電磁波，在同種均勻介質中是直線傳播的，你就不能說一萬人研究出一萬個光的性質。

第二，相輕是因為要凸顯自己、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只有自己經歷和感悟的東西最符合個人的實際。哈姆雷特關於“生存還是死亡”的思考中，每個人對生命的解讀不一樣，有人覺的復仇是高於生命的，有人覺得已死亡為代價的復仇是不值得的，兩種觀點沒有對錯之分，只是對生命有不同的感悟和體會而已。如果在同一場景下辯論，就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彼此都說服不了別人。

文人相輕確實是個普遍的社會現象。究其原因，我覺得還是要從文人的概念中解讀。

文人相輕，出自三國·魏·曹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意思是文人互相輕視，自古以來就是如此。

什麼是文人，文人一般指的是指會寫文章的讀書人。這是傳統意義上的文人，畢竟那時候會寫文章的讀書人是不多的。就現在而言，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會寫文章的讀書人海了去了，但都稱之為文人是不恰當的。著名詩人、作家、評論家張修林在《談文人》一文中對文人作如下定義:並非寫文章的人都算文人。文人是指人文方面的、有著創造性的、富含思想的文章寫作者。嚴肅地從事哲學、文學、藝術以及一些具有人文情懷的社會科學的人，就是文人，或者說，文人是追求獨立人格與獨立價值，更多地描述、研究社會和人性的人。這個解讀和定義比較符合現代社會的文人特性。

文人學的是社會科學，研究各種社會現象。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在於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現象為研究物件的科學，自然科學是以自然界的物質形態、結構、性質和運動規律為研究物件的科學。對社會現象的解讀可以是多方面的，而對自然科學的解讀是實證的。比如說我們要評論《三國演義》，學文學的可能會說作者很好的駕馭了宏大的歷史場景，對人物的描寫惟妙惟肖，生動逼真；心理學家可能會說人物的心理描寫是點睛之筆，但很多心理描寫和場景不符；學歷史的可能說，就一個小說，和實事不符，寫的再曲折再煽情有什麼用，要是以小說的故事借鑑經驗，簡直就是追求無本之木；學考古學的可能透過考古發掘，指出小說與歷史相符或者不符。即使是同一學科同一地域的不同文人，評價曹操就有不同的看法。有安邦治國之能，克敵制勝之功；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既忠勇正直、雄才大略又奸詐兇殘、心胸狹隘；等等。這些都是曹操的特徵，沒有誰對說錯之分，所以就有了相輕的社會依據和具體內容。

當然，相輕是對不同個人而言。我看不起你，根本的原因依然是要堅持自己，每個人都希望社會認可，認可我的，那隻能是不認可你的。只有認可我的，反駁你的，我才更有價值。我們評審一些書稿的時候，就很容易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而且每個人獨有自己能自圓其說。文人是追求獨立人格與獨立價值，這就是互相反駁、抵制甚至詆譭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