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乂清明能幹，但是在史書中寥寥幾筆。原因一:在三國這個英雄輩出的年代，比他能力強者不可勝數，並且他出仕較晚。在整個三國曆史中屬於曇花一現的人物。

原因二:與他本人的性格秉性有關，他雖然清明能幹，但他謙遜寡言，執法苛刻，必然導致他名聲不是太好。老百姓不會為其歌功頌德，那麼流傳下來的事蹟，也必是寥寥無幾。後事的人在為他立書寫傳時，也只能是寥寥幾筆了。

不僅僅是呂乂，絕大多數蜀漢重臣，歷史記載都只有聊聊數筆，還有很多的蜀漢重臣連記載都沒有，和誰喊冤去？

造成這種情況，當然不是《三國志》作者陳壽胡說的蜀漢不置史官，因為陳壽自相矛盾地在《三國志.後主傳》裡提到了史官。主要的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鍾會之亂

264年正月十八日，鍾會與姜維死於兵變，鍾會死後，魏軍無人約束，到處燒殺擄掠，死喪狼藉，蜀漢太子劉璿、左車騎將軍張翼、漢城護軍蔣斌、太僕蔣顯、大尚書衛繼等也被亂兵所殺，關羽家被龐德子龐會滅門。

鍾會之亂，使成都遭到了一場浩劫，史料也損失大半

在這樣的亂局下，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儲存在宮中的歷史檔案必然損毀散失嚴重，所以當陳壽後來收集時，已經支離破碎了。陳壽當然不敢說這麼清楚，因為燒殺搶掠那些人可都是西晉的名臣大將。

二、蜀漢重臣特殊的地域結構

除了《三國志》，還有幾部益州土著所寫的野史提到了部分蜀漢重臣，如《漢晉春秋》、《益部耆舊雜記》，但他們只寫益州籍的，至於另外兩部分——東州籍和荊州籍，則並未涉及，偏偏這兩部分才是蜀漢重臣的核心力量。

例如蜀漢中期的幾位宿將，吳壹、吳班是東州籍，分別是車騎將軍和驃騎將軍這樣的高階將領（原車騎將軍是張飛，驃騎將軍是馬超），又是皇親國戚，結果連單獨的傳都沒有。高翔是荊州籍，參加過漢中之戰和歷次北伐，官至大將軍，也是沒有單獨的傳。蜀漢後期的右大將軍閻宇、右驃騎將軍胡濟，也是荊州籍，全都沒有傳。

三、古代惜言如金的寫史風格

由於西晉時印刷術還沒有（唐朝才發明），寫書依然習慣用竹簡而不是紙張。用竹簡寫書非常費時費力，所以寫書者惜言如金，能用幾個字寫的東西絕對不會用幾句話來寫，大多數蜀漢重臣的傳記自然就記載很簡單了。

呂乂（yì）是荊州南陽郡(今河南省南陽市)人，在《三國志》蜀書九中與董和、劉巴、馬良、馬謖、陳震、董允、黃皓、陳祇共列一傳，相對於其它人來說，呂乂顯得更為低調。

呂乂的父親是呂常，與關羽襄樊之戰時駐守襄陽的襄陽太守呂常同名，應該不是一個人，呂乂的父親呂常因為送益州牧劉焉入蜀，官道堵塞，就留在了益州，但呂常很早就去世了，因此呂乂就留在了益州。

陳壽評價呂乂是這麼說的：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意思是：呂乂在郡上任職就被人稱頌，在朝中為官名聲就有所降低，大概像是黃霸、薛宣一類的人吧。黃霸、薛宣都是西漢時期善於治理郡縣的官員。

呂乂喜好讀書彈琴，劉備在世時，呂乂被他的同鄉兼上司王邊任命為典曹都尉，管軍糧的官吏，是鹽府校尉的屬官。呂乂後來被任命為新都縣令、綿竹縣令，因為政績突出升任巴西太守。

諸葛亮北伐期間，需要向各郡縣調撥士卒、錢糧，各郡縣大多完不成任務，唯有呂乂任上的巴西太守，士卒、錢糧均能按時交到前線，並且呂乂愛民守法，得到地方上百姓的稱頌，諸葛亮也由於呂乂的政績將呂乂平級調到漢中太守，漢中算是諸葛亮北伐最靠前的後方陣地，直接供應諸葛亮北伐的兵員和糧草。

諸葛亮去世後，呂乂歷任為廣漢太守、蜀郡太守，蜀郡是首都成都所在地的郡，也算是蜀漢最繁榮富庶、人口最多的郡，呂乂由於多年在地方上治理的經驗突出，在任蜀郡太守時，依法處事，糾正了許多吃空餉及冒領空餉計程車兵。

由於在地方上的治理功績，呂乂被上調蜀漢中央政府任職，起初任尚書，在前任尚書令董允去世後，呂乂被任命為尚書令，成為蜀漢政府的執政官。

與呂乂同列一傳的劉巴、陳震、董允、陳祇四人都官至尚書令，呂乂任尚書令期間，處理政務很有當年諸葛亮的風範，依法辦事，不講人情，不拖延公務，不怠慢賓客，並且生活簡樸，為人謙虛低調，與諸葛亮處理方法很相似，但呂乂雖有諸葛亮的風格，但其才能、聲望遠遠不如諸葛亮，由於執法過嚴，呂乂因此而得罪了一批人。

與呂乂同傳的一批人中，就數呂乂聲望最低，呂乂是接替董允成為尚書令的，而陳祇是接替呂乂為尚書令的，但陳祇在傳中的排名在呂乂之前，並且聲望也超過呂乂。

正因為呂乂的執法嚴格，得罪了一些權貴，名望不如在郡縣任職那樣好了，就連在史書中的記載也不多，在傳中也排行墊底。

總體來說，呂乂是這麼一個人：為人低調、為官清廉、依法辦事、執法嚴格的蜀漢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