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根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的實驗科學的創造者，也是唯物主義者，他創造之今不衰的規拿法，應用科學的奠基人，從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的人類大世代中，最優秀的哲學家，《知識就是力量》是科學論述人類普遍真理。

人類進步和社會知識的產生密不可分。當16、17世紀之交的英國哲學家培根石破天驚地提出“知識就是力量”時，他其實是在申明知識在當時歐洲歷史程序所起到的決定性的影響。

當時，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如火如荼，不僅擺脫了中世紀宗教神權主導的愚昧時代的陰影，而且確立了理性主義統轄的知識體系。文藝復興將西方人從宗教神學解放出來，使他們的目光從“形而上”的宗教神學轉向“形而下”的人類理性。文藝復興的物質動力在於當時的社會經濟的變化，主要是商業活動帶來的理性精神。要知道，商業活動中所發生的不是宗教神學所能解釋的。商業發展促使人們對宗教神學產生懷疑 觸發了人們對世俗理性知識的追求。理性主義是一個和傳統宗教神學全然不同的，新的知識體系，或者知識正規化。

宗教、政治、商業和知識，四者的互動決定了歐洲近代以來的歷史。其中商業和知識的合作起到了摧枯拉朽的決定性作用。知識一馬當先，從教會剝離出來，同時在當時商業階層的有力支援下，知識在歐洲終於爭取到獨立地位。歷史學家比如湯因比、麥克尼爾等，他們一直強調政教分離的作用，沒有錯，假如沒有政教分離，那麼歐洲的歷史一定會改寫。但是，無論世俗官僚體制還是商業，若無知識階層的合作或競爭，歷史一樣會改寫。知識和宗教分道揚鑣，並不意味著宗教就不創造知識了，宗教還是在從事關於精神和靈魂的知識，繼續為普羅大眾提供這方面的需求，知識則轉向世俗知識體系的創造，從此以後，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的變化，或好或壞，都和世俗知識體系息息相關。

我們可以將西方歷史和中國歷史作一番比較，就能夠對知識階層（徐復觀稱之為智識階層，其實是一個意思。）所起的歷史作用看得更清楚。1、知識和官僚體制的結合，造就了中國歷史；2、知識和商業資本的結合，造就了西方歷史。我們都很清楚，知識領域在中國並沒有任何的獨立性，高度依附於政治權力。可以這麼理解，政治的最高目標是秩序，創造並維持秩序，產生約束，保持穩定，阻礙並反對變化。這就很容易理解，傳統中國的知識階層儒家，何以發展出了世界上最發達的統治哲學。 中國傳統上當然也擁有發達的科學技術知識，李約瑟論證過，相信他不會信口雌黃。中國的官僚體制將政治秩序看得比一切重要，當某種知識被王權和士大夫階層視為威脅時，一定會選擇抵制、放棄甚或消滅知識，以維持政治穩定。這就和西方形成鮮明對比。在西方，商業首先促成了知識和教會的剝離，商業需要世俗知識，而知識階層滿足了這個需求。此後，商業又促成知識和官僚體制的剝離。商業需要能夠支撐其商業運作的知識體系，尤其是法律體系，不言而喻，知識和官僚體制的剝離能夠促成商業利益的最大化。很多西方國家，大量的教育機構，尤其是大學，都是私立。這背後若無商業資本的運作，讓人實在難以想象，西方能夠發展出完全獨立於政治權力的知識體系。很明顯，與追求穩定秩序的政治不同，商業追求的就是無休止的變化，有時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哈佛大學的熊彼特就將資本主義定義為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至於知識和商業給社會帶來的悲劇甚至災難，不在問題範圍內，就在此略過。

近代以來，西方的貴族專制社會到資產階級民主，再到大眾民主等，這個社會結構的轉型說白了就是知識體系的轉型。中國和西方的這種格局到今天仍然在繼續。

“知識就是力量”（拉丁原文是“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這句話是培根在《沉思錄》裡寫的，但是沒有發表，所以在作者現存的作品裡找不到。這句話朗朗上口易於傳誦，意思可深可淺，其本質含義是，獲取了知識，才能進行全面思考，才會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培根生活的時期已經是文藝復興之後了，那時候的歐洲已經擺脫了中世紀的愚昧黑暗，科技有了發展，文化藝術開始繁榮。培根不僅是哲學家，被馬克思成為唯物主義第一人，還是科學實證主義（empiricism）之父，主張透過歸納推理和觀察自然來獲取新知。他強調世界的客觀性並相信人類可以認識世界，認識的方法不僅可以透過感性經驗，還可以透過科學實驗來彌補感性認識的不足。這一點是很有積極意義的，從根本上否定了古希臘以來的古典主義學術傳統，即重神學和道德哲學、輕自然科學的傳統。

不僅如此，培根還在《新工具》一書中提出了“歸納法”這一科學認知方式，並對其下了這樣的定義：歸納即從事物中找出公理和概念。這種獲得新知方式的提出在當時是突破性的，開始打破中世紀以來的一些認知偏見，使人們不再只訴諸於前人的認識，而真正開始認識到發展以假設和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