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琶記》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創作動機、目的與作品描寫的實際情況是相牴觸的。此劇開頭明確說“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是為了宣揚封建倫理道德，表揚“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但是，其實際的意義並不在此，而在於它透過蔡伯喈這一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人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中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左右為難的生存狀態、主觀努力與實際結果常常背離的無奈，以及透過趙五娘表現下層婦女的人格力量（性格魅力）。這就是此劇長演不衰的內在原因。

《琵琶記》採取雙線結構，一條是蔡伯喈，一條是趙五娘，兩條線平行發展，這可以更好地展現廣闊的社會背景和人物命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顯得真實，而不是概念化、符號化的人物，心理描寫尤其出色。作品的格律也比較講究。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琵琶記》成為南戲成熟的標誌，被譽為“南戲之祖。

高明，字則誠，自號菜根道人，瑞安（今屬浙江）人。生卒年不詳。其弟高腸生於大德十年（1306)左右，高明的生年當距此不久；卒年有至正十九年（1359)和明初兩說。他出身於書香門第，是理學家黃譜的弟子。至正五年中進士後，先後任處州錄事、江浙行省橡吏、浙東聞幕（統帥府）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職，官聲頗佳。晚年隱居於寧波城東的棟社，以詞曲自娛。另有少量詩文傳世。

從高明的詩文中，可以看到他對仕途險惡的認識和對田園生活的留戀，以及對民間疾苦的瞭解和同情。另外，他還寫了些表彰孝子節婦的詩文。透過宣揚儒家傳統道德來糾正“惡化”的風俗、調和社會矛盾，是高明的一種社會理想，也是他創作《琵琶記》的基礎。在《琵琶記》的開場詞中，作者批評一般的戲劇“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宣稱“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表明他有意識地利用戲劇作為道德教化的工具。但在這前提下，他也觸及了一些較為深刻的社會問題。

《琵琶記》的作者用生動的藝術形象和具體故事情節表現人生況味。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部宣揚封建忠孝道德的人倫教科書；也有讀者從中體味到了科舉制度對讀書人及其家庭的摧殘，認為這純是寫怨情的作品。

《琵琶記》塑造蔡伯嘴形象的典型意義，並不全在於他是否忠孝，還在於他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以及他求取功名的懺悔。這不僅反映出當時讀書人身上存在的軟弱和動搖，也反映出士人被科舉制度扭曲了的雙重人格。劇作家對讀書應舉士人的靈魂拷問是很深刻的，能反映出那個時代士人的悲劇性格和複雜心態。

趙五娘的形象體現出中國勞動婦女吃苦耐勞、淳樸善良的優秀品質，體現了敬養體貼老人，患難與共，決不半途拋棄的高尚情操，從而使這一形象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賢妻孝婦，得到廣大觀眾和讀者的同情與喜愛。

為了讓趙五娘的“苦情”更能打動人心，作者高明在劇中採用雙線交錯的結構手法，一環套一環，然後再匯到一起，目的安排獨具匠心。

《琵琶記》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劃方面尤為突出。

蔡伯嗜形象，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軟弱性格和複雜心理；這種軟弱性格與他格守禮教倫理觀念緊密相關。他努力按照倫理綱常行事，但封建倫理本身難周全的矛盾卻使他無所適從。從君從父的倫理要求，使他難以違抗；家庭的災難，又使他難辭其答。所以他始終處於夾縫之中，難以兩全。

《琵琶記》，南戲劇本。作者為元末明初之季的戲曲作家高明。

整個劇本的思想內容充滿了“全忠全孝"，"子孝妻賢"的封建糟粕，但是亦有現實主義的描寫，反映了元末暴政和災荒給人民帶來的痛苦，對劇中主人公趙五娘的苦難生活的描敘，及其性格的刻畫最為生動感人。

《琵琶記》取材於民間傳說《趙貞女》，主要是描述趙五娘與蔡伯喈悲歡離合的故事。

劇中故事敘述蔡伯喈赴京考取狀元后，為圖功名富貴，竟背親棄妻，入贅相府。原妻趙五娘赴京尋訪，蔡伯喈拒不相認，反馬踩五娘，結果被暴雷擊死。

但是作家在此基礎上將劇情改編較大。改為蔡伯喈為盡孝道，本不願丟下二老離家應考，但為遵從父命，才勉強赴京。考中狀元后，牛相爺要招他入贅，他堅決不從。繼而辭官，朝廷又不準。於是只能是再婚牛氏。其原妻趙五娘卻在家中獨力奉養蔡家二老。後遇災荒，其公、婆在饑荒中相繼去世，趙五娘料理完喪事，一路彈唱琵琶沿路乞討，赴京城尋找蔡伯喈。

由於牛氏的賢惠和牛相爺的回心轉意，終於得到一夫二妻的大團圓結局，趙五娘也得到朝廷的旌表。

高明(I305~1359) 戲曲作家。其劇作結構嚴謹，描寫細膩，富於文采。相傳此劇為明太祖朱元璋所賞識，以之與《四書》、《五經》並提。其中“糟糠自厭“一齣戲尤為人傳誦，被推為南戲之祖。(後人稱自己的妻子為"糟糠“一詞，即由此而來)。

近代京劇的劇目《趙五娘》亦源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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