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箕子等為例項對爻詞加以說明更形象，這樣的例項在金錢課中一卦有一例，許多不知易經的人認為易經是歷史書，這就盲人摸象了。

周昭王姬瑕，是繼武王、成王、康王之後的西周第四任天子。在經歷“成康之治”四十餘年的輝煌期後，周王室在政治上開始走向低迷，“昭王之時，王道微缺”（《史記·周本紀》）。時代呼喚英雄，昭王橫空出世。

在位期間，昭王雄心壯志，矛頭直指南方的楚荊，多次不辭勞苦，御駕親征，最終以身殉國，讓人唏噓。英雄遠去，催人探尋其悲壯的一生。

關於昭王南征，司馬遷在《史記·周本紀》中用了不足二十個字，“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一代天子駕崩，竟接連用了兩個“卒”字，反映出了儒家思想發言人司馬遷在評價昭王問題上的侷限性。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了關於昭王的三條資訊：其一：“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其二：“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其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據此，專家認為昭王南征只有兩次，第一次為昭王十六年，最後一次為昭王十九年。

對於專家的說法，筆者不敢苟同。其一，“昭王十九年”和“昭王末年”不是一個概念；其二，“喪六師於漢”不代表昭王駕崩，“南巡不返”才是昭王駕崩之年；其三，《周書異記》雲“周昭王二十四年……江河泛溢，山川宮殿震動，有五色光貫太微宮”，這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載“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吻合。所以，從史料記載看，昭王南征為三次。

近日，筆者在對《令簋》銘文重新研究中，發現昭王伐楚絕不是隻有三次那麼簡單。《令簋》銘文：“隹王於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作）冊夨令（尊宜）於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銘文歷日只有月份、月相、日干支，沒有王年，以至於不少專家認為是成、康二王器。

與《令簋》同時出土的還有一件《令彝》，二者為同一器主人——令。因為器主人令的年齡受限，二器相隔年代不能太遠。

《令彝》銘文：“隹八月，辰在甲申，……丁亥，令夨告於周公宮，……隹十月月吉（初吉）癸未，明公朝至於成周，……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乙酉，用牲於康宮，鹹既，用牲於王”。《令彝》銘文歷日四要素同樣不全，但提到了“用牲於康宮，鹹既，用牲於王”，則此周王必為康王之後的昭王。

西周青銅器曆法採用周正，以夏曆十一月為歲首，十月對應夏曆八月。初吉，為月初，通常為初二、初三，但周人肉眼觀測月相，加之陰天等客觀因素，難免有誤差，但誤差前後不超過一天。查遍昭王二十四年曆日，符合“隹十月月吉癸未”歷日的唯有公元前971年夏曆七月（該年閏六月）初一癸未。可以確定，《令彝》鑄作時間為公元前971年。

我們再看《令簋》。因不知《令簋》年代在《令彝》前後，故筆者擴大範圍，從武王一直查到穆王。既死霸，為二十四、五日，誤差前後不超過一天。經查，符合“隹九月既死霸丁丑”歷日的有六年，分別為公元前935年夏曆六月（該年閏正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40年夏曆七月二十五日丁丑，公元前961年夏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公元前997年夏曆七月二十四日丁丑，公元前1007年夏曆七月二十六日丁丑，公元前1028年夏曆六月（該年閏五月）二十四日丁丑。

究竟是哪一年呢？《史記》和古本《竹書紀年》均記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則公元前997年、公元前1007年應排除；公元前1028年與《令彝》鑄作時間（前971年）相隔太遠，應排除；公元前935年和公元前940年均在穆王西征期間，也應排除。這樣一來，只有昭王時期的公元前961年夏曆七月二十三日丁丑與《令簋》“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相合。

筆者已經考證出，昭王元年為公元前981年，末年為公元前958年，則《令彝》鑄於昭王十一年（前971年），《令簋》鑄於昭王二十一年（前961年）。

從《令簋》銘文“隹王於伐楚，伯在炎，隹九月既死霸丁丑”的記載看，昭王並非十九年駕崩，其在二十一年世還有過一次伐楚的御駕親征，可以填補史料記載的空白。同時，也可以糾正專家關於昭王紀年和亡年的錯誤觀點。

此外，根據《御正衛簋》銘文“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御正衛馬匹自王，用作父戊寶尊彝”，與其相合的歷日也在昭王世，且其時代與《令簋》不遠。《令簋》所載“伯在炎”中的“伯”即伯懋父。從傳世青銅器銘文記載看，伯懋父不僅“伐楚”而且“北征”“以殷八師徵東夷”“東伐海眉”，深得昭王倚重。

1976年出土的西周《史牆盤》銘文稱，“宏魯卲（昭）王，廣批楚荊，隹狩南行”；2003年出土的西周《逨盤》銘文稱，“高祖惠中父……用會卲（昭）王、穆王，盜政四方，撲伐楚荊”，讚頌了昭王一生的顯赫功績。（劉秉光）

客觀的說：

泱泱華夏、

誇誇乾坤！

文王八卦、

易經智慧！

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

雷風相薄，

水火不溶、

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

知來者逆，

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據《史記.周本紀》，西伯（周文王）“其囚羑里，蓋益《易》八卦為六十四卦。”《史記.日者列傳》，“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即，伏羲作八個三爻卦，周文王在被紂王囚禁期間作六十四個六爻卦。

傳說還有《連山易》、《歸藏易》，若是六十四卦的話，周文王就沒必要再作六十四卦。

但是，託名孔子的《易傳》與《史記》的說法相矛盾：周文王之前的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已經使用了六十四卦之“離、益、噬嗑、隨、暌、小過、豫、大壯、大過、夬”等卦。

《周易》六十四卦卦辭、爻辭又是誰作的呢？《史記.太史公自序》引用“《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既然周文王作六十四卦卦符，那麼卦辭爻辭也應為周文王所作。

卦辭爻辭究竟為誰所作？《易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王之事邪？是故其辭危也。”

由此可見，《易傳》認為，卦辭爻辭產生於文王與紂王之時，只能是周文王所作。

但是，《周易》卦辭爻辭所述，多有周文王身後之事，如“王用亨於岐山”，“箕子之明夷”。於是，卦辭爻辭就變成了周公所作。

七十年代出土馬王堆帛書《周易》，如石破天驚，顛覆了傳統易學觀念。

帛書《周易》與通行《周易》大不一樣：一，卦符不同，爻為“一”與“八”形。二，卦名多有不同。三，卦辭爻辭多異文。四，卦序完全不同，第一卦鍵（乾），第二卦婦（否），，第三十三卦川（坤），，第六十四卦益。

同一個周文王作卦序不同的六十四卦？同一個周文王或同個周公寫兩套不同文字的卦辭爻辭？

帛書《易傳》僅《繫辭》名同但文字不同，其它篇完全不同，為《二三子問》、《衷》、《要》、《繆和》、《昭力》。

同一個孔子作兩套文字不同的《易傳》？

450結論一易經的思想、以陰陽變化、闡釋宇宙萬物的一切現象、歸終天理亦即人道的變化法則、是把握人生立身處世的要諦、而遵循這一法則、就能夠知變、不變則變、就能趨吉避凶。《易經》雖是占筮的書也是中華傳統一陰一陽之柔術、它所包含的哲理森羅永珍、豈能一般常人所能洞察的奧秘、非幾篇章文可道清、它的主體、[謂之陰陽濟濟之理]、以一代表陽、以二代表陰、這兩個奇數與偶數象徵宇宙萬物一切變化之現家、剛柔動靜之合本性乃自然界一切事物變化之現象。若一人亦健合二質柔、若夫剛婦柔、合之乃為一陰一陽之道、和則家業興旺子孫孝賢等。說明亦即剛柔動靜的源性與質用哲學。若天、日、仁、上、前、明、往、晝、尊、貴、福、等！乃是一切主導積極性的事物、屬於陽、剛、動、地、月、母、女、義、下、後、暗、來、夜、卑、賤、禍等！是一切消極性的事物、……。辭！中說、乃易有太極、理氣二元論主說、即太極是天地未分前、混而為一的元氣最能符合原有的古義。《易經》是以或陰或陽的二元變化作用而闡明柔順主旨！闡釋宇宙永珍主宰萬物的生成發展、生與衰、禍與福、亦即八卦由四象演變而來、兩儀陰陽即太極。……！

能又如何？

不又如何？

滄海一粟，徒增煩惱，

交給專業的人去幹，才符合發展規律，

淡不代表淺薄，

深不代表厚重，

執著代表滄桑，

幹能所幹，

做能所做，

明能所明，

坦然才能淡然，淡然才能自若，

自若才能自嘲，自嘲才能釋放，

一切隨緣，

緣來緣去，

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