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儒家思想不適合霸道統治，富國強兵打天下法家更實用。

到了董仲舒以後，仗不像以前那麼打了，人也比以前文明點了，就給儒家加了天人感應理論，使儒家比道家更適合王道統治。雖然儒家超過道家取得統治地位，但實際上還是外儒內法，說白了就是婊子牌坊兩不誤，一邊想殺就殺，一邊還得裝仁義。就這麼整了2000多年，依然好使。

可見法家對治國統治有多重要，儒家從來就不是對手，只能當做障眼法。

儒家思想適合和平時期治國，當國家面對生死存亡的時候最有效也是最當急的是如何保家衛國。戰國時期，各個諸侯小國之間戰爭紛起，小國隨時都有被其它強國吞併的危險，如何生存才是各諸侯小國最亟需解決的問題，儒家思想被冷落也是在所難免情理之事了。詳情可以聽聽百家講壇易中天先生講論語《儒家思想與諸子百家之爭》，相信你一定大有收穫。最後，祝大家新春愉快！

為什麼儒家會在“儒法之爭”中慘敗？因為儒家根本沒有與人如何鬥爭的內容，即根本沒有修理別人的內容，只有修理自己的內容！把自己修理得任人宰割，還美其名曰“修身養性……等等”。儒家只有單方面修理自己，遇到有關雙方的問題就不知所措了。所以，只有被動挨打的份，只有處於下風的份，只有窩囊的份！

兩者沒有可比性，儒家文化是在Sunny下探索的個人大道之行，法家文化是統治階級的代理人在Sunny下探尋的蠅營狗苟。前者是個人行為，後者是以國家名義進行的團體行為。

儒家文化講究修身養性，提倡個人君子文化修養，講究“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換句話說，非原則問題秉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國難當頭又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態度。

法家文化是統治階級謀略性狩獵文化的社會延伸，以獲得獵物或者預防為己任。到處設定羅網，不乏採取各種措施期待別人入轂，比如，各種謀略，物質誘惑等等……不管採取任何方式，總之，一定要讓對方時刻戰戰兢兢，必須服從統治階級的威權，按照統治者的要求來辦才好。

基於這兩種情況不難看出，儒家文化與法家文化不在一個層面。公權在手，儒家在明處，提倡“君子之爭，必也射乎”；法家處事在暗處，為了達到目的，不乏公器私用，刑訊逼供，往往會產生逼上梁山之事。

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一旦儒法公開相爭，受到傷害的一定就是儒家。

沒有人會是完美無缺，人要吃飯就會吃喝拉撒，就會有各種排洩，就會產生垃圾……儒家門人也不例外，只不過時常需要辨惑修慝，與自己內在的邪惡鬥爭。

而法家就是針對這個問題大作文章，特別是一些品行不端的人掌握不受約束的公權之後，就會極盡全力展現人性的醜惡，發洩內在的邪惡慾念。

與其說是儒法之爭倒不如說是政治之爭、霸權之爭，法家與諸子百家之爭，是春秋霸主和戰國諸侯們與周王室之間一種政治形制上的無聲較量。

那為什麼孔子周遊列國提倡儒家學說反而四處碰壁不受重用三次受到被圍的威脅呢？春秋時期五霸稱尊到戰國時候的七國爭雄實際上就是周王室權利的一個逐步分化過程，是權利由王室轉移到諸侯再到士大夫的轉變，王室名存實亡，則是禮儀崩壞的後果。面對這樣一個君臣不分（周王室經常受到諸侯國的威脅）；父子不分（楚國經常上演子弒父、弟殺兄相互奪權的戲碼）的違背禮儀倫理的亂世，孔子參照夏、商、週三代禮法制定六藝，講學授徒向諸侯傳播施政理念，效果實在不大。春秋時期的霸主們雖然名義上尊崇周王室，但好不容易得來的權利如果用儒家思想來治國的話，那豈不是為自己無形中加上了倫理的道德枷鎖嗎！來之不易的權利怎能讓道德枷鎖綁架，從而回到原來的軌跡上呢？戰國時期的諸侯們權利不是篡權得來的就是反叛得來的，他們的道德早已拋到了九霄雲外，況且都在忙著快速的增強實力闊城佔地，早就習慣了強盜的行為，怎能再讓道德來約束。所以說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得不到生存的土壤，亂世中得不到發芽的空間。

這種情況在戰國時期更加明顯，自從三家分晉後各諸侯國都在想盡辦法加強實力，魏國魏文侯的時候是最先發展起來的綜合國力強盛之國，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魏文侯重用國儒家人物，他自己也是身兼力行，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為師，政治清明，受各國尊崇。但是後來的法家、縱橫家、墨家等後來居上的光芒把儒家拒之於門外，尤其法家思想更是適合於當時的環境，法家的加入逐漸增強了中央集權制，諸侯們得到了實惠，不屑於儒家的繁文縟節，秦國的商鞅變法就是各國的表率，而且法家是很排斥儒家的，儒家由此衰弱。

嚐到甜頭的秦始皇更是聽從李斯的建議實行了聞名遐邇的焚書坑儒，儒家從此消聲滅跡，潛藏蟄伏。秦政權的快速覆滅也是重用法家後所帶來的弊端，所以當陳勝吳廣站出來第一個反對秦王朝暴政的時候，當先表示支援就是那些受盡壓迫的儒生們！漢朝建立後同樣也採用了法家制定的中央集權制度，劉邦同時還重用儒家人士制定宮廷禮儀，此時儒法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