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國，總的來說，是將道德的約束力上升到國家意志的形式。這是道德力量放大的一面，因為它不僅是影響一個人的“為人處世”，更是用來影響整個國家，乃至整個民族的。一個國家的內部必須依靠道德系統維繫，而不僅僅是依靠法律。道德系統產生的凝聚力，是法律不可取代的。因為道德的約束使得人們拒絕違法，並非如法律般在人們違法之後施以懲罰性的行為。如果說法律重在懲罰，那麼，道德就是重在督導、教化。現在，我們談教育的重要性，其實就是運用了相似的邏輯。
有時可以聽到人們對一個民族的評價，或勤勞或懶惰，或寬厚或精明，我們中華民族就是世界聞名的勤勞樸實的民族。這樣的評價，其基調往往就是這個民族崇尚的道德規範，如果一個民族認為勤勞是種美德，那麼這個民族往往就是(或者將會成為)一個勤勞的民族。這聽上去好像與“道德”在今天的現實意義沒有太大關聯，但其實道德具體化之後就是一種約束。古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由家庭倫理建立起來的道德系統敦促人們約束自己的慾望及行為，注重“禮、義、廉、恥”，讓整個社會偏於中、和，可以創造出安定的社會環境。無形中也就達到了重新提出“德治”的政治意義。
法律與道德是相伴而生的一對範疇。通常情況下，違法行為必定有悖社會公德，而有悖社會公德的行為尚不能全都以法律的形式來約束和懲處。這也是今天重提“以德治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高度重視遵守道德規範，並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結合，才會成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和有發展潛力的民族。如果民族的道德規範產生偏差，道德的權威被動搖，其後果一定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我個人認為，無論何種情況，強化道德的約束力都是必要的，而且是應該不遺餘力地去執行的。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處於今天這樣變革的時代，道德被重新設定的時代，“衛道”應該是個需要被我們再次提出、再次考慮的問題。
以德治國，總的來說，是將道德的約束力上升到國家意志的形式。這是道德力量放大的一面，因為它不僅是影響一個人的“為人處世”，更是用來影響整個國家，乃至整個民族的。一個國家的內部必須依靠道德系統維繫，而不僅僅是依靠法律。道德系統產生的凝聚力，是法律不可取代的。因為道德的約束使得人們拒絕違法，並非如法律般在人們違法之後施以懲罰性的行為。如果說法律重在懲罰，那麼，道德就是重在督導、教化。現在，我們談教育的重要性，其實就是運用了相似的邏輯。
有時可以聽到人們對一個民族的評價，或勤勞或懶惰，或寬厚或精明，我們中華民族就是世界聞名的勤勞樸實的民族。這樣的評價，其基調往往就是這個民族崇尚的道德規範，如果一個民族認為勤勞是種美德，那麼這個民族往往就是(或者將會成為)一個勤勞的民族。這聽上去好像與“道德”在今天的現實意義沒有太大關聯，但其實道德具體化之後就是一種約束。古語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種由家庭倫理建立起來的道德系統敦促人們約束自己的慾望及行為，注重“禮、義、廉、恥”，讓整個社會偏於中、和，可以創造出安定的社會環境。無形中也就達到了重新提出“德治”的政治意義。
法律與道德是相伴而生的一對範疇。通常情況下，違法行為必定有悖社會公德，而有悖社會公德的行為尚不能全都以法律的形式來約束和懲處。這也是今天重提“以德治國”的重要原因之一吧。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高度重視遵守道德規範，並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機結合，才會成為一個有希望的民族和有發展潛力的民族。如果民族的道德規範產生偏差，道德的權威被動搖，其後果一定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我個人認為，無論何種情況，強化道德的約束力都是必要的，而且是應該不遺餘力地去執行的。從這個層面上來說，處於今天這樣變革的時代，道德被重新設定的時代，“衛道”應該是個需要被我們再次提出、再次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