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明代官吏、著名的書畫家，漢族，上海松江人。著作《畫禪室隨筆》，《容臺文集》，《畫旨》等。董其昌在當時書法上有“邢張米董”之稱。憑藉官位之高，把他與臨邑邢侗，晉江張瑞圖，須天米鍾並列。繪畫上強加南董北米之說。他強迫莫是龍、陳繼儒提倡“南北宗”之說，把“院體”山水畫與“文人畫”人為地分為南北兩派，《臨宋四家》卷，董其昌書。

董其昌一生創作的書畫作品不可勝數。臨仿古人的繪畫和詩帖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他在《畫禪室隨筆》中所說的“讀萬卷書”正是指一個人要想成為藝術家，必須學習傳統，學習古人。他17歲學習書法時臨摹顏真卿的《多寶塔》，22歲學習繪畫，師法黃公望，以後又遍學諸家，這樣以古人為師的做法八十不綴，伴其一生。他廣泛吸取唐宋元諸家之長，訣精探微，使他的書畫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藝術成就。董其昌強調以古人為師，但反對單純機械的模仿。隨著閱歷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作有選擇的取捨，融入自己的創意。他認為如果離開了自己的創意，古人的精神也難以表達，故應該以自己獨創的形式再現古人的“風神”。憑藉自己對古人書畫技法得失的深刻體會，他攝取眾家之長，按己意運筆揮灑，融合變化，達到了自成家法的意境。董其昌的山水畫大體有兩種，一種是水墨或兼用淺絳法，另一種是青綠設色，時有出以沒骨，比較少見。他的畫風在當時聲望顯著，成為“華亭派”的領袖。

董其昌的書法，歷來褒貶不一。褒者傾其溢美之詞。清代著名書法家王文治《論書絕句》稱董其昌的書法為“書法神品”。周之士說他“六體八法，糜所不精，風采姿神，飄飄欲仙”。但對他的批評者也很多，包世臣說“行筆不免空怯”。康有為《廣藝舟雙懌》諷刺道:香光雖負盛名，然如休糧道士，神氣寒儉。若遇大將整軍厲武，壁壘摩天，旌旗變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也！董其昌有句名言: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這是歷史上書法理論家第一次用韻、法、意三個概念劃分晉、唐、宋三代書法的審美取向。這些看法對人們理解和學習古典書法起了很好的闡述和引導作用。

董其昌一生勤於書畫，又享高壽。傳世作品很多，《白居易琵琶行》，《袁可立海市詩》，《草書詩冊》，《前後赤壁賦冊》等。

董其昌針對中國傳統文人畫創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論對後世影響很不樂觀。成為之後近300多年文人畫創作的主要指導思想，清代許多書畫學派不知其本質，所賞識和效仿。雖然董其昌“南北宗論”對山水畫進行分類。為我們提供了剖析繪畫的哲學觀念。他以禪喻畫提倡文人畫。強調畫家的道德修養和思想境界，對中國畫的發展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但是“南北宗論”同時也助長了繪畫上的宗派之爭，存在著明顯的負面影響。

明代書畫家董其昌，也是一名高官。他原本是不通書畫的，據傳早年科舉應試時，明明是文章第一，卻因字寫得醜被考官降為第二。遂決心專攻書畫。可以說他是被科舉考試逼出來的書畫天才。

他在其著作《畫旨》中提出中國的繪畫史上存在著職業畫家和文人畫家兩大風格體系。並且有南北兩大畫宗之分。北宗是李思訓父子的著色山水畫，是傳自於宋代趙傒、趙伯駒、趙伯驌等；南宗為王維為代表，以渲淡、勾斫之法為主，傳自於張璪、荊浩、關仝、董源等及元之四大家。

南北宗論主要強調的是尚率真、輕功力，崇士氣、斥畫工，重筆墨、輕丘壑，尊變化、黜刻畫。董本人更推崇南宗，強調突出筆墨語言作為中國畫的畫法主旨和繪畫目的。因此而在其後的中國畫界形成形式美感的畫風。

董其昌的學說雖然在當時對於提高繪畫的情趣意境思想性產生了重大作用，但也為後來的中國畫壇製造了不少的負面影響，明末以後的畫家一味摹古，追求筆墨美而脫離現實生活內容的表現，中國畫演變成一種超離塵世、陽春白雪般的純雅玩味品。同時，文人畫也給一些畫功淺陋的文化人醺玩字畫的良好平臺，不知所畫何物，卻有書跋題意。讓中國畫脫離了最初匠工緻精、寫形達意的本質，客觀上限制了中國畫的進一步深化發展。這才有了近一個世紀以來徐悲鴻蔣兆和等大師的引起素描改良中國畫的新舊之爭以及後來吳冠中大師“筆墨等於零”的學術舌戰。

然而，近幾十年來，中國教育越來越淡化和丟棄了中國文化的傳承發揚，現代人沒有幾人能夠之乎者也、子曰詩云了，中國畫的意境和筆墨丟失殆盡，人們畫的中國畫幾近於偽工筆畫，即差不多是用照片摹制輪廓，慢慢磨繪出來所謂的中國畫，一筆到位的筆墨中國畫幾乎看不到了。

最近美協第十三屆全國畫展中的中國畫，就是中國筆墨青黃不接的真實寫照。今天重提董其昌意義重大，中國的國寶決不能毀於我們這一代人！中國畫跟隨形勢發展，必將會融入各家所長，弘揚自身特長，以亦工亦寫的全新面貌展示在我們面前。中國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