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唐玄宗時期為了防禦外來遊牧或半遊牧民族的進犯，應軍事防禦的需要，設立了九個節度使和一個經略使（安祿山就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實際上就是地方軍事主官。

諸侯：是個統稱，是古代政權為了拱衛王室分封下的各個封國國君的統稱。諸侯在名義上要服從中央的政令，定期向王室朝貢、述職、服役，及出兵勤王等等。

我認為“節度使”應該分為三個時期：

初期的節度使只有地方的兵權；

中期的節度使掌握地方的兵權和財權；

後期的節度使掌控地方的兵權、財權和行政權。

“節度使”權力的不斷膨脹擴大其實是唐朝軍事戰略變革的要求。

為了應對外敵的進犯，才有了節度使。為了保障邊防駐軍的後勤供應，緩解中央的財政壓力，進一步釋放軍隊的戰鬥力，才賦予了節度財權。進一步為應對戰爭具體形勢的需要，更高效的執行軍事防禦任務，避免地方官對節度使軍事行動的影響，又賦予了節度使地方的行政權。其下轄的藩鎮依舊需要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安史之亂後，有的節度使雖然表面上依舊服從朝廷，但在其領地自設一套法令、官爵，也不再向朝廷繳納賦稅，實際上已經是割據一方，如同一個獨立的政權。

諸侯，分封的大部分諸侯都是同姓的王室成員和子弟，少部分是異姓的功臣，這其中又有很多都和王室聯姻。從結果來看，分封制一定程度上也確實達到了拱衛王室的目的。但隨著時間的發展，王室逐漸衰落勢微，諸侯越加強大，已經脫離了王室的控制，開始割據互起紛爭。

這麼看來，兩者後期時候，節度使已經和割據的諸侯沒有什麼區別。都不再服從中央王室政權，已經相當於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總的來說，兩者的區別主要是權力上的區別，初期兩者區別明顯，後期幾無區別。

諸侯是奴隸制社會封邦建國的產物。我們都知道，在奴隸制社會諸侯國裡，諸侯君王擁有很大的權力。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廢分封，興郡縣。西漢建立後，重新分封劉氏子孫。特別是漢武帝尋衛靈公後裔再建周，是為周子南君。封孔子後裔為宋公，以繼承商祀。這些都表明西漢以後的統治者都認為或許應該封邦建國，分封諸侯。

然而諸侯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先秦時代的諸侯和秦代以後的諸侯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後世，我們也經常把某些官職和先秦時代的諸侯做對比，比如《南史》言：今之刺史，古之諸侯也。把漢末的刺史州牧比喻成諸侯。那麼，後世的諸侯、刺史、州牧、節度使、總督能和先秦時代相比嗎？

當然不能！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夏商西周時期是奴隸制社會，這個時候是貴族政治時期，通俗一點講，就是天子需要和其他貴族聯合執政。怎麼聯合執政呢？就是分封。天子把土地分封給諸侯，讓他們建國；諸侯把土地分封給大夫，讓他們建家；大夫還可以把土地分封給最低的貴族士。這就是一整套分封制和宗法制指導下的執政方式。從天子到諸侯，到卿大夫，到士，天子透過聯合其他貴族的方式，來進行執政。這時候的天子就完完全全不是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對於諸侯而言，天子分封給他的土地就是他的私產，在這片土地上，諸侯可以代代相傳，永遠歸屬他和他的子孫，諸侯可以在這片土地上建立宗廟，社稷，軍隊，政府，官員，大夫，這片土地都是他說了算。 天子名義上可以插手諸侯國的事務，也可以變更，削減諸侯的封邑，但實際上阻力很大，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夏代越國立國，越國始封君為夏朝少康少子，越國經過夏商周，到戰國時期仍然存在，可見諸侯國之生命力。

秦漢以降，漢有刺史州牧郡守，唐有節度使，明清有地方總督，皆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軍政一體，看似又是一諸侯，那麼他們能不能又是一諸侯呢？

當然不可能，秦漢以後貴族政治消失，集權君主專制建立，這時候屬於官僚政治，君主不再需要聯合貴族來執政，而只要透過自己任命的官僚來執政。無論是刺史州牧還是節度使，他們都屬於皇帝的官僚，受到皇帝命令來鎮守地方而已，他們鎮守的地方不是他們的私產，而是屬於皇帝。他們不能在這裡建立宗廟社稷，政府軍隊屬於國家，官員的任命在中央的吏部和皇帝手中，教育事業由朝廷統一的科舉制度來完成，地方所有的財政都歸中央政府，地方所有的政策都由中央決定。如果中央覺得必要，中央還可以把刺史州牧節度使革職查辦，節度使鎮守的地方也不能世襲罔替。

即使到了唐末，節度使做大，中央政府衰落，但那只是王朝末期才有的個別現象，並且彼時中央政府仍然有很大權力，唐中央在末期通過幾次鬥爭，廢黜了多個藩鎮和強勢的節度使。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後世的刺史州牧節度使總督完全不能和諸侯相比，這是兩種概念，一個天一個地，封建社會中，集權的中央皇帝不可能讓任何一個人擁有諸侯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