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經過多次到牧區實地考察遊牧經濟和對歷史進行田野研究，前蘇聯和國內人類學者研究發現：古代普通牧民吃不起肉，才是歷史中的殘酷真相。至於古籍中籠統認為牧人以肉類為主食，往往是文人缺乏實地考察的臆想和傳聞。現代牧區豐富的肉類供應，則要歸功於現代畜牧獸醫技術的發展，以及現代貿易經濟對畜牧業全方位輔助和引領。
在近現代之前（牧業被納入市場經濟之前），世界各個型別的遊牧經濟人群皆普遍依賴乳產品為食。
遊牧與在其之後出現的傳統農業相比，是種極其低效的生產方式。根據國內學者的考證。上世紀初，在川西貧瘠的山地，10畝地能供養一戶五口的農人。在中國農業精華地區，一畝地就做到這點。可即使在現代化條件下，雜類草草地環境，兼顧最大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為3.1～3.2只綿羊/公頃。在內蒙的新巴爾虎旗，養一隻羊需要20畝地。而在當地，低於60頭羊，一戶五口人是無法生活的。也就是說要想同樣養活一戶五口的牧人，需要1500畝到2000畝才能保證生存。
因此為了能持續以此營生，幾乎所有早期的古代牧人都需儘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動物的毛、乳製品、牽引力。換句話說，當人們學會忍住不吃掉畜養的動物之後，以及如何以食“乳製品”來取代食“肉”，遊牧經濟才得以出現。因為，這些牲畜等於牧人生活的“本金”，乳製品等於“利息”。如果牧人以肉類為主食，就等於吃掉了“本金”，幾年之後就沒有“本金”可吃了。
若牧人以畜肉為主食，一個五口之家就必須飼養大量牲畜來維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產意味著大量的草食性動物，需要廣大牧地來供應其草料；而廣大牧地，代表著需更長程的遊牧與更多照料、保護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無法支撐如此大數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沒法穩固擁有此大量畜產所需的草場領域資源。
而且中國北方還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家有萬貫，帶毛不算。”
一場大雪、一場乾旱，也就是牧民常說的“白災”和“黑災”。瞬間就能最富有和最貧窮的牧人都變成乞丐。更為悽慘的是，雪災情況下運輸斷絕，同時需要牧人儘快轉移，所以倒斃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帶走一小部分，絕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動物。這種情況到了抗災防災手段科學化，飼養方式較為先進現代，也是牧人生活的最大困擾。
“1961年至1965年，內蒙古各地連續乾旱，其中1961年錫盟200萬頭牲畜受災；1962年巴盟220萬頭牲畜受災；1963年內蒙古西部三個牧業旗受災牲畜達201.6萬頭；1965年全區普遍受災，旱象持續時間長，受災面積廣……錫盟受災牲畜409萬頭。”
——《內蒙古民政廳關於1965年受災情況的報告》。
1968年、1977年內蒙古連續發生兩次巨大雪災，牲畜死亡率均在40%以上，1977年那次雪災，松根山一帶移場過冬的14萬頭牲畜災後僅剩1.6萬頭。
——《內蒙古畜牧業發展史》
1980年內蒙古又發生建國以來罕見的低溫和乾旱，牧草生長期減少3/5，一些地方冬春牲畜死亡率竟達90%，受災牲畜達總數一半約1900萬頭。
——《內蒙古水利廳1980年抗旱工作總結》
時至今日，偶爾還能聽到蒙古國因為雪災而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新聞。所以，在古代多少牲畜其實都無法真正保證牧人的生存。“本金”往往談不上增加，相反容易賠光。為了保證在遭受突來的天災、畜疫後仍有足夠的牲畜可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數量的牲畜，絕對不輕易宰殺它們來吃。
幾種因素影響，使得肉食成為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階食品。清代學者趙翼在他的《澹曝雜記》中記載的蒙古牧民的自述：“食肉惟王公臺吉能之。我等貧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為主，到而分之，以是為一年食肉之候。”各戶每逢節日才殺一頭羊，並且是"數戶迭為主"，殺羊後各家分著吃。
在抗日戰爭時期，這種情況才出現了一定的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也不大。根據日本人對草原地區的調查發現：1935年左右，1個普通牧人家庭1年消耗20～24頭羊，其中10～12頭羊出售換錢，10～12頭直接食用。（興亞院政務部”：《蒙疆牧業狀況調查》）在東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頭羊中，31頭為自然死亡，8頭完納租稅，26頭自家屠殺食用，35頭用於商品交換。在“滿洲國”的“興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7頭。《蒙古遊牧經濟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綿羊》
直到上世紀中葉，甚至是1970年代。現代社會條件下畜牧業與工農業聯絡異常緊密，並且得到現代工業、醫學以及社會管理支援。再加上此時國際毛類和肉類市場的大發展，使得遊牧地區與定居城鎮之關係更密切。新的運輸、通訊工具與畜產照料與防疫技術也減少許多遊牧風險。這才大大改變了歐亞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讓吃肉成為了他們的生活常態。
上個世紀，經過多次到牧區實地考察遊牧經濟和對歷史進行田野研究，前蘇聯和國內人類學者研究發現：古代普通牧民吃不起肉，才是歷史中的殘酷真相。至於古籍中籠統認為牧人以肉類為主食，往往是文人缺乏實地考察的臆想和傳聞。現代牧區豐富的肉類供應，則要歸功於現代畜牧獸醫技術的發展，以及現代貿易經濟對畜牧業全方位輔助和引領。
在近現代之前（牧業被納入市場經濟之前），世界各個型別的遊牧經濟人群皆普遍依賴乳產品為食。
遊牧與在其之後出現的傳統農業相比，是種極其低效的生產方式。根據國內學者的考證。上世紀初，在川西貧瘠的山地，10畝地能供養一戶五口的農人。在中國農業精華地區，一畝地就做到這點。可即使在現代化條件下，雜類草草地環境，兼顧最大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為3.1～3.2只綿羊/公頃。在內蒙的新巴爾虎旗，養一隻羊需要20畝地。而在當地，低於60頭羊，一戶五口人是無法生活的。也就是說要想同樣養活一戶五口的牧人，需要1500畝到2000畝才能保證生存。
因此為了能持續以此營生，幾乎所有早期的古代牧人都需儘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動物的毛、乳製品、牽引力。換句話說，當人們學會忍住不吃掉畜養的動物之後，以及如何以食“乳製品”來取代食“肉”，遊牧經濟才得以出現。因為，這些牲畜等於牧人生活的“本金”，乳製品等於“利息”。如果牧人以肉類為主食，就等於吃掉了“本金”，幾年之後就沒有“本金”可吃了。
若牧人以畜肉為主食，一個五口之家就必須飼養大量牲畜來維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產意味著大量的草食性動物，需要廣大牧地來供應其草料；而廣大牧地，代表著需更長程的遊牧與更多照料、保護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無法支撐如此大數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沒法穩固擁有此大量畜產所需的草場領域資源。
而且中國北方還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家有萬貫，帶毛不算。”
一場大雪、一場乾旱，也就是牧民常說的“白災”和“黑災”。瞬間就能最富有和最貧窮的牧人都變成乞丐。更為悽慘的是，雪災情況下運輸斷絕，同時需要牧人儘快轉移，所以倒斃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帶走一小部分，絕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動物。這種情況到了抗災防災手段科學化，飼養方式較為先進現代，也是牧人生活的最大困擾。
“1961年至1965年，內蒙古各地連續乾旱，其中1961年錫盟200萬頭牲畜受災；1962年巴盟220萬頭牲畜受災；1963年內蒙古西部三個牧業旗受災牲畜達201.6萬頭；1965年全區普遍受災，旱象持續時間長，受災面積廣……錫盟受災牲畜409萬頭。”
——《內蒙古民政廳關於1965年受災情況的報告》。
1968年、1977年內蒙古連續發生兩次巨大雪災，牲畜死亡率均在40%以上，1977年那次雪災，松根山一帶移場過冬的14萬頭牲畜災後僅剩1.6萬頭。
——《內蒙古畜牧業發展史》
1980年內蒙古又發生建國以來罕見的低溫和乾旱，牧草生長期減少3/5，一些地方冬春牲畜死亡率竟達90%，受災牲畜達總數一半約1900萬頭。
——《內蒙古水利廳1980年抗旱工作總結》
時至今日，偶爾還能聽到蒙古國因為雪災而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新聞。所以，在古代多少牲畜其實都無法真正保證牧人的生存。“本金”往往談不上增加，相反容易賠光。為了保證在遭受突來的天災、畜疫後仍有足夠的牲畜可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數量的牲畜，絕對不輕易宰殺它們來吃。
幾種因素影響，使得肉食成為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階食品。清代學者趙翼在他的《澹曝雜記》中記載的蒙古牧民的自述：“食肉惟王公臺吉能之。我等貧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為主，到而分之，以是為一年食肉之候。”各戶每逢節日才殺一頭羊，並且是"數戶迭為主"，殺羊後各家分著吃。
在抗日戰爭時期，這種情況才出現了一定的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也不大。根據日本人對草原地區的調查發現：1935年左右，1個普通牧人家庭1年消耗20～24頭羊，其中10～12頭羊出售換錢，10～12頭直接食用。（興亞院政務部”：《蒙疆牧業狀況調查》）在東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頭羊中，31頭為自然死亡，8頭完納租稅，26頭自家屠殺食用，35頭用於商品交換。在“滿洲國”的“興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7頭。《蒙古遊牧經濟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綿羊》
直到上世紀中葉，甚至是1970年代。現代社會條件下畜牧業與工農業聯絡異常緊密，並且得到現代工業、醫學以及社會管理支援。再加上此時國際毛類和肉類市場的大發展，使得遊牧地區與定居城鎮之關係更密切。新的運輸、通訊工具與畜產照料與防疫技術也減少許多遊牧風險。這才大大改變了歐亞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讓吃肉成為了他們的生活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