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期
臺閣體：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出現一種所謂“臺閣體”詩。其倡導人號稱“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都是“臺閣重臣”，故稱其詩為“臺閣體”。它的出現，是詩歌創作的一種倒退，因為它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頌德向皇帝拍馬屁的內容，毫無創新，毫無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
約永樂至成化年間形成的“臺閣體”，體現了洪武朝以後一段長時期裡上層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審美意趣，並作為典範而廣泛地影響文壇。其主要人物是“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後都官至大學士，而同時期大多數高階官僚的創作都可以歸屬這一流派。其形式以詩歌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內。
茶陵派：從成化到弘治年間，臺閣體詩文創作趨向衰落與消退，這一時期對文壇有著重要影響的則是茶陵詩派。茶陵派以李東陽為主，成員有謝鐸、張泰、邵寶、魯鐸、石瑤等人。較強調對詩文獨立審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臺閣體”及其末流淺弱的詩風。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間（1488-1521）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七子皆為進士，多負氣節，對腐敗的朝政和庸弱計程車氣不滿，強烈反對當時流行的臺閣體詩文和"嘽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習氣。其文學主張被後人概括為大力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旨在為詩文創作指明一條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詩風。他們都懷著強烈的改造文風的歷史使命，卻走上了一條以復古為革新的老路。
後七子：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66）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後七子繼承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同樣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漢魏、盛唐為楷模，"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較前七子更絕對。他們復古擬古，主格調，講法度，互相標榜，廣立門戶，聲勢更浩大，從而把明代文學的復古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等人。唐宋派則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章的傳統地位，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唐宋派變學秦漢為學歐（陽修）曾（鞏），易佶屈聱牙為文從字順，是一個進步。唐宋派還重視在散文中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們批評復古派一味抄襲模擬，主張文章要直寫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後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
竟陵派：明代後期文學流派。以竟陵人鍾惺、譚元春為首，因此得名。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所謂“性靈”是指學習古人詩詞中的“精神”,這種“古人精神”,不過是“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所倡導的“幽深孤峭”風格，指文風求新求奇，不同凡響，刻意追求字意深奧，由此形成竟陵派創作特點：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語言佶屈,形成艱澀隱晦的風格。
三個顯著特點：
①形成的詩歌創作流派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響的全國性流派前七子、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歷朝還有許多地域性的小流派。這種現象顯然與明代文士喜結詩社的風氣有關。
②面對正統詩文的衰微，明代詩人提出了不少詩歌創作方面的理論主張。比如，高啟認為要“兼師眾長”；李東陽認為要分辨詩體的聲調音節；前後七子主張要學習漢魏盛唐,提倡復古;公安派則主張要“獨抒性靈”等。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詩歌創作如何學習前人、如何掌握詩體特點、如何表現詩人主體感情等問題。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提出的理論主張卻有如下共同弱點：一是將其認識到的部分真理強調過分，缺乏應有的辯證態度；二是不能正確總結漢魏盛唐以至宋元以來詩歌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三是沒有找到提高詩歌創作水平的關鍵因素，即應到現實生活中尋求詩情。所以，這些理論主張都未能挽救正統詩文的衰微，反而將詩歌創作引向更深的危機。
③明代詩歌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詩，又遜於宋詩。這裡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為之”（吳喬《答萬季□詩問》）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創作指導思想上存在偏頗。前後七子的模擬成風，公安派的詩意淺露，竟陵派的詩境狹小，都是詩人不能深刻認識生活的重要性而結出的苦果。
1.前期
臺閣體：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出現一種所謂“臺閣體”詩。其倡導人號稱“三楊”，即楊士奇、楊榮、楊溥，都是“臺閣重臣”，故稱其詩為“臺閣體”。它的出現，是詩歌創作的一種倒退，因為它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全是歌功頌德向皇帝拍馬屁的內容，毫無創新，毫無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
約永樂至成化年間形成的“臺閣體”，體現了洪武朝以後一段長時期裡上層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審美意趣，並作為典範而廣泛地影響文壇。其主要人物是“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他們先後都官至大學士，而同時期大多數高階官僚的創作都可以歸屬這一流派。其形式以詩歌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內。
茶陵派：從成化到弘治年間，臺閣體詩文創作趨向衰落與消退，這一時期對文壇有著重要影響的則是茶陵詩派。茶陵派以李東陽為主，成員有謝鐸、張泰、邵寶、魯鐸、石瑤等人。較強調對詩文獨立審美精神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臺閣體”及其末流淺弱的詩風。
2、中期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間（1488-1521）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七子皆為進士，多負氣節，對腐敗的朝政和庸弱計程車氣不滿，強烈反對當時流行的臺閣體詩文和"嘽緩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習氣。其文學主張被後人概括為大力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旨在為詩文創作指明一條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詩風。他們都懷著強烈的改造文風的歷史使命，卻走上了一條以復古為革新的老路。
後七子：明嘉靖、隆慶年間（1522-1566）的文學流派。成員包括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後七子繼承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同樣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以漢魏、盛唐為楷模，"謂文自西京、詩自天寶而下，俱無足觀"，"無一語作漢以後，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較前七子更絕對。他們復古擬古，主格調，講法度，互相標榜，廣立門戶，聲勢更浩大，從而把明代文學的復古傾向推向高潮。
唐宋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間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和歸有光等人。唐宋派則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章的傳統地位，又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唐宋派變學秦漢為學歐（陽修）曾（鞏），易佶屈聱牙為文從字順，是一個進步。唐宋派還重視在散文中抒發作者的思想感情，他們批評復古派一味抄襲模擬，主張文章要直寫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3、晚期
公安派：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中，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公安派反對前七子和後七子的擬古風氣，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發前人之所未發。
竟陵派：明代後期文學流派。以竟陵人鍾惺、譚元春為首，因此得名。倡導一種“幽深孤峭”風格加以匡救，主張文學創作應抒寫“性靈”，反對擬古之風。所謂“性靈”是指學習古人詩詞中的“精神”,這種“古人精神”,不過是“幽情單緒”和“孤行靜寄”。所倡導的“幽深孤峭”風格，指文風求新求奇，不同凡響，刻意追求字意深奧，由此形成竟陵派創作特點：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語言佶屈,形成艱澀隱晦的風格。
三個顯著特點：
①形成的詩歌創作流派較多。除了具有重大影響的全國性流派前七子、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之外，歷朝還有許多地域性的小流派。這種現象顯然與明代文士喜結詩社的風氣有關。
②面對正統詩文的衰微，明代詩人提出了不少詩歌創作方面的理論主張。比如，高啟認為要“兼師眾長”；李東陽認為要分辨詩體的聲調音節；前後七子主張要學習漢魏盛唐,提倡復古;公安派則主張要“獨抒性靈”等。這些看法均有一定道理，涉及詩歌創作如何學習前人、如何掌握詩體特點、如何表現詩人主體感情等問題。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提出的理論主張卻有如下共同弱點：一是將其認識到的部分真理強調過分，缺乏應有的辯證態度；二是不能正確總結漢魏盛唐以至宋元以來詩歌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三是沒有找到提高詩歌創作水平的關鍵因素，即應到現實生活中尋求詩情。所以，這些理論主張都未能挽救正統詩文的衰微，反而將詩歌創作引向更深的危機。
③明代詩歌在反映現實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方面，既不如唐詩，又遜於宋詩。這裡固然有八股取士，使“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為之”（吳喬《答萬季□詩問》）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詩人創作指導思想上存在偏頗。前後七子的模擬成風，公安派的詩意淺露，竟陵派的詩境狹小，都是詩人不能深刻認識生活的重要性而結出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