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和柳宗元一樣，他把古代漢語的精煉發揮到了極致。古代漢語之所以簡潔，有一個原因，就是句法比較簡明。句子大多是簡單句，句子之間的邏輯因果和時間空間的承接都是省略了的。把複雜的過程、其間的因果、前後的聯絡，放在敘述的空白裡，是文言小說作家常用的手法。
這篇文章，文風之所以如此乾淨利落，還有一個原因：全文幾乎都是敘述，沒有描寫，沒有抒情。除了最後一句是感嘆以外，作家的感情沒有直接流露。這種白描手法，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但要真正把白描手法講得讓學生有感覺，就得用還原的方法，把那些在作者那裡省略的東西補充出來。這就是說，要懂得文章的好處，就得不僅僅滿足於欣賞文章已經寫出來的，還要把它沒有寫出來的想象出來。對一個教師來說，光是講解課文上已經有的東西是不夠的，還要養成一種敏感，就是善於把文章中沒有寫的東西想象出來。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
這個屠戶的面目、衣著、年齡就沒有寫，客觀的情況，除了一個“晚”字，全部省略了。能否省略的原則是對後面文章的進展有無作用。有則多寫，無則省略。沒有肉只有骨，就對後文描寫屠夫窮於應付的作用極大。如果肉很多，狼吃飽了，撐得慌，情節可能會有另外一種發展。“途中兩狼”，表明不是一隻，如果是一隻就沒有後面的驚險故事了。這裡作家的省略很多，兩隻狼，是公的，還是母的，是灰的，還是白的，是老的還是小的，都與後面的情節無關，所以全都省略了。“綴行甚遠”，省略的更多。跟著他、擺脫不了，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直到追得他沒有辦法，才把骨頭丟給狼們。從這種過程的省略，不僅可以看出作家的筆法簡潔，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作家的匠心。大凡前面提到的，後面必有發展。
蒲松齡敘述的功力，並不僅僅在敘述比較簡單的事情上，而且在敘述複雜的事情時，他也能使之具有某種不亞於描寫的效果。對於比較複雜的事情，敘述本來是比較困難的。虧得蒲松齡以簡馭繁：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量詞的靈活運用。
由於兩隻狼在前面沒有以形狀和顏色來區別，這給後來分別敘述二者帶來了難度。蒲氏起初用了兩個“一”(“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代表兩隻不同的狼。緊接著，情勢變化了，再用兩個“一”就缺乏變化了。他改用位置來區別(後狼，前狼)。等到骨頭霹乞完了，兩隻狼仍繼續跟蹤著屠戶，但它們是並排，還是一前一後，或者是一會兒並排，一會兒一前一後，就不值得交代了，作者就乾脆含混地用“兩狼”(並驅如故)，不再強調二者的區別了。接著，作者又有區別了：“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還是用一個“一”字，就輕而易舉地把兩隻狼，恰如其分地分別開來。讀者只要從中獲取必要的資訊，憑上下文想象出二者的不同，就足夠了。至於其他的區別，本來可以寫出很多，但是，作者略而不計。這就是精煉的“精”的要義。不要小看這樣的文字。這裡有作家的匠心——儘可能把與情節發展無關的細節省略掉。把動作和情景減少，以免干擾讀者對情節因果鏈的注意，這是本義之所以精煉異常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好處不僅僅是精煉，還在於把有限的細節有機地組織起來。
隨著故事的進展，敘述出現了細節和比喻，有了一點描寫。如“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這是因為，這種狀態是一個懸念，結局時將有一個解釋，這對情節有相當的重要性：屠夫殺了兩隻狼後才悟出來，原來狼做出心不在焉的樣子，是為了麻痺他（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結局使前因獲得瞭解釋，讀者對情節的意義也有了新的體悟。這種情節因果的有機構成，正是小說的特點。
這篇文章，表面上看，其好處是寫得很乾淨，沒有可有可無的話。但光是這樣還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地方又有一些描寫的筆墨。仔細分析以後才發現，凡是花了一點筆墨的地方，在後來都是有新的意義的。這就使這篇篇幅很小的文章，在文字結構上，具有了一定的有機性。前文不儀僅是為了前文，而且對後文有用，後文也不僅僅為了屆文，而且對前文有用，這叫做用筆有前後照應之效。
文章最後有一點議論，從小說的角度來說，是可以省略的。現代小說家往往回避把主題都講出來，因為把傾向性隱藏在情節發展的過程中，更有利於調動讀者的心理參與。現代小說更傾向於為不同讀者的多元理解留下充足的空間。但蒲氏是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家。他的《聊齋志異》幾乎在短篇故事後面都要發一通議論，有時用“異史氏”的名義(其實也就是他自己)，有時則作為文章的一個部分。可以把這看成是一種體式。不儀《聊齋志異》如此，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文章後面就有“太史公曰”。這是一種傳統的格式，蒲氏不過是稍稍作了一些調整而已。
這是清代著名作家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故事。和柳宗元一樣，他把古代漢語的精煉發揮到了極致。古代漢語之所以簡潔，有一個原因，就是句法比較簡明。句子大多是簡單句，句子之間的邏輯因果和時間空間的承接都是省略了的。把複雜的過程、其間的因果、前後的聯絡，放在敘述的空白裡，是文言小說作家常用的手法。
這篇文章，文風之所以如此乾淨利落，還有一個原因：全文幾乎都是敘述，沒有描寫，沒有抒情。除了最後一句是感嘆以外，作家的感情沒有直接流露。這種白描手法，可以說是爐火純青。但要真正把白描手法講得讓學生有感覺，就得用還原的方法，把那些在作者那裡省略的東西補充出來。這就是說，要懂得文章的好處，就得不僅僅滿足於欣賞文章已經寫出來的，還要把它沒有寫出來的想象出來。對一個教師來說，光是講解課文上已經有的東西是不夠的，還要養成一種敏感，就是善於把文章中沒有寫的東西想象出來。
一屠晚歸，擔中肉盡，止有剩骨。途中兩狼，綴行甚遠。
這個屠戶的面目、衣著、年齡就沒有寫，客觀的情況，除了一個“晚”字，全部省略了。能否省略的原則是對後面文章的進展有無作用。有則多寫，無則省略。沒有肉只有骨，就對後文描寫屠夫窮於應付的作用極大。如果肉很多，狼吃飽了，撐得慌，情節可能會有另外一種發展。“途中兩狼”，表明不是一隻，如果是一隻就沒有後面的驚險故事了。這裡作家的省略很多，兩隻狼，是公的，還是母的，是灰的，還是白的，是老的還是小的，都與後面的情節無關，所以全都省略了。“綴行甚遠”，省略的更多。跟著他、擺脫不了，是一個很長的過程。直到追得他沒有辦法，才把骨頭丟給狼們。從這種過程的省略，不僅可以看出作家的筆法簡潔，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出作家的匠心。大凡前面提到的，後面必有發展。
蒲松齡敘述的功力，並不僅僅在敘述比較簡單的事情上，而且在敘述複雜的事情時，他也能使之具有某種不亞於描寫的效果。對於比較複雜的事情，敘述本來是比較困難的。虧得蒲松齡以簡馭繁：
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復投之，後狼止而前狼又至。骨已盡矣，而兩狼之並驅如故。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量詞的靈活運用。
由於兩隻狼在前面沒有以形狀和顏色來區別，這給後來分別敘述二者帶來了難度。蒲氏起初用了兩個“一”(“一狼得骨止，一狼仍從”)，代表兩隻不同的狼。緊接著，情勢變化了，再用兩個“一”就缺乏變化了。他改用位置來區別(後狼，前狼)。等到骨頭霹乞完了，兩隻狼仍繼續跟蹤著屠戶，但它們是並排，還是一前一後，或者是一會兒並排，一會兒一前一後，就不值得交代了，作者就乾脆含混地用“兩狼”(並驅如故)，不再強調二者的區別了。接著，作者又有區別了：“一狼徑去，其一犬坐於前。”還是用一個“一”字，就輕而易舉地把兩隻狼，恰如其分地分別開來。讀者只要從中獲取必要的資訊，憑上下文想象出二者的不同，就足夠了。至於其他的區別，本來可以寫出很多，但是，作者略而不計。這就是精煉的“精”的要義。不要小看這樣的文字。這裡有作家的匠心——儘可能把與情節發展無關的細節省略掉。把動作和情景減少，以免干擾讀者對情節因果鏈的注意，這是本義之所以精煉異常的原因之一。
本文的好處不僅僅是精煉，還在於把有限的細節有機地組織起來。
隨著故事的進展，敘述出現了細節和比喻，有了一點描寫。如“狼不敢前，眈眈相向”，“其一犬坐於前。久之，目似瞑，意暇甚”。這是因為，這種狀態是一個懸念，結局時將有一個解釋，這對情節有相當的重要性：屠夫殺了兩隻狼後才悟出來，原來狼做出心不在焉的樣子，是為了麻痺他（乃悟前狼假寐，蓋以誘敵”），結局使前因獲得瞭解釋，讀者對情節的意義也有了新的體悟。這種情節因果的有機構成，正是小說的特點。
這篇文章，表面上看，其好處是寫得很乾淨，沒有可有可無的話。但光是這樣還不能解釋為什麼有些地方又有一些描寫的筆墨。仔細分析以後才發現，凡是花了一點筆墨的地方，在後來都是有新的意義的。這就使這篇篇幅很小的文章，在文字結構上，具有了一定的有機性。前文不儀僅是為了前文，而且對後文有用，後文也不僅僅為了屆文，而且對前文有用，這叫做用筆有前後照應之效。
文章最後有一點議論，從小說的角度來說，是可以省略的。現代小說家往往回避把主題都講出來，因為把傾向性隱藏在情節發展的過程中，更有利於調動讀者的心理參與。現代小說更傾向於為不同讀者的多元理解留下充足的空間。但蒲氏是中國古代文言小說家。他的《聊齋志異》幾乎在短篇故事後面都要發一通議論，有時用“異史氏”的名義(其實也就是他自己)，有時則作為文章的一個部分。可以把這看成是一種體式。不儀《聊齋志異》如此，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文章後面就有“太史公曰”。這是一種傳統的格式，蒲氏不過是稍稍作了一些調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