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不是同盟會員，但在當時的昆明駐軍中，是握有實際兵權的最高將領，陸軍19鎮37協協統（旅長）。最初對待革命的態度很模糊，但對比湖北新軍的黎元洪而言，可謂不反動。
黃毓英，是那個打響昆明重九起義第一槍的小排長，曾冒死求見蔡鍔，向其陳述和灌輸革命思想，鼓動蔡鍔起義。
清末開放，受西方言論自由的衝擊，清廷已無法禁錮民眾放飛思想。但蔡鍔是個明白人，不革命，自己前途無憂；一旦革命，自己有可能成為一個光桿司令。所以他對黃毓英淡淡地承諾，“一旦時機成熟，肯定同情革命”。
但蔡鍔畢竟是當時昆明駐軍中最高將領，為了總攬全域性，最後一次秘密會議革命黨人把蔡鍔推舉為起義軍總司令，認為他是最佳人選，逢清軍頑固抵抗分子還可以發揮蔡鍔的權威作用，實則令其騎虎難下。
重九起義提前爆發後，駐紮在巫家壩的74標聽到槍聲，有人報告給蔡鍔說，估計起義計劃已經洩漏。蔡鍔當時決定推遲起義，靜觀其變。
唐繼堯氣壞了，命令迅速召集人馬集合。並對蔡鍔說，“錯過這個機會，必然釀成大禍”。唐繼堯指派鄧泰中、楊蓁保護蔡鍔，按原計劃一同進攻南城門和總督署。
鄧泰中、楊蓁雖說是跟在蔡鍔後面保護他，實則是監督蔡鍔一同參加起義。中途蔡鍔若有反水，可立即將其擊斃。畢竟蔡鍔當時還是雲貴總督李經羲的紅人。
蔡鍔在整個重九起義中，有一種被裹挾的感覺，他的內心是很矛盾的。但是，他不像黎元洪那樣，是被革命士兵從桌子下揪出來擔任湖北軍政府都督。
從策劃起義開始，蔡鍔自始至終都不反對，可見其預設起義。從後來擔任雲南軍政府都督來看，是起到歷史積極作用的。
但後世的很多史學家，受其老師梁啟超的誤導，都過分誇大蔡鍔在昆明重九起義中的作用。尤其是護國戰爭以後，蔡鍔已經達到了神化的程度。
梁啟超為了撈取政治資本，篡改歷史歸功於他的學生蔡鍔，聲稱：“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者鍔”。
梁是當年學界權威，一言九鼎，影響廣泛，正如李鴻綸所說：“審定教科書之人員，多與梁氏沆瀣一氣，無公理是非可言”，“少數書商不暇詳察，竟於中小學教科書中，將此役完全屬諸蔡公一人，而將唐公、李公一概抹殺。”
馬伯良說：“梁（啟超）竟謂雲南再造共和的義舉，全系蔡鍔造成，蔡鍔之來滇，全是他（梁啟超）的主張指使，實滑天下之大稽。
《為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復辟帝制罪行致各省軍政長官電》文稿，將“堯等”、“繼堯等”、“而堯等”篡改成“鍔等”、“而鍔等”的行文用語。
將《為護國討袁告全國同胞書》開頭“中華民國護國軍都督唐繼堯、第一軍司令官蔡鍔、第二軍司令官李烈鈞”，篡改成“中華民國護國軍總司令蔡鍔”。
以上史實均可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現存的原始檔案資料中查到。
孫中山也曾認為，“雲南方面認（梁啟超）為患難之交，梁氏對唐（繼堯），亦崇拜備至。殊不料其翻雲覆雨，喧賓奪主，竟以義始而以利終也”。
護國戰爭前，蔡鍔名義上是北京經界局督辦，實際上是被袁世凱羈押控制在北京。光桿京官一個，沒兵沒卒、沒錢沒槍。為了翻身與報仇，試探唐繼堯，沒想到唐繼堯當時正在面向全國召集反袁骨幹，二人一拍即合。
當時先於蔡鍔趕到雲南的外省反袁人士有“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由雲龍‘護國史稿》）
李烈鈞曾說：“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假，不可不明。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所以我在此必須強調，設若當時唐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僅只一週之間，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布露天下，那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雲南首義，唐居首功，松坡次之，至於我哩！確實毫無功績。”
所以說，唐繼堯是個有地盤、有軍隊、有槍、有錢的實力派、本地人，反觀蔡鍔，名氣雖大，卻來來去去多地就職，沒有任何人脈與財富積累，護國戰爭前再赴雲南，卻也是“外來人士、空頭將軍”了。
而閻錫山，早年就加入同盟會，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到老家山西，在山西新軍中做強做大，後來參加了辛亥革命反清起義。這樣的人，與唐繼堯也不分伯仲。有名無實的蔡鍔將軍，完全不能和閻錫山這樣的山西本地實力派相提並論，雖然貴為功臣，其歷史進步作用不能否認，但其結局也只能是被梁啟超拿來炒作炒作。
蔡鍔不是同盟會員，但在當時的昆明駐軍中，是握有實際兵權的最高將領，陸軍19鎮37協協統（旅長）。最初對待革命的態度很模糊，但對比湖北新軍的黎元洪而言，可謂不反動。
黃毓英，是那個打響昆明重九起義第一槍的小排長，曾冒死求見蔡鍔，向其陳述和灌輸革命思想，鼓動蔡鍔起義。
清末開放，受西方言論自由的衝擊，清廷已無法禁錮民眾放飛思想。但蔡鍔是個明白人，不革命，自己前途無憂；一旦革命，自己有可能成為一個光桿司令。所以他對黃毓英淡淡地承諾，“一旦時機成熟，肯定同情革命”。
但蔡鍔畢竟是當時昆明駐軍中最高將領，為了總攬全域性，最後一次秘密會議革命黨人把蔡鍔推舉為起義軍總司令，認為他是最佳人選，逢清軍頑固抵抗分子還可以發揮蔡鍔的權威作用，實則令其騎虎難下。
重九起義提前爆發後，駐紮在巫家壩的74標聽到槍聲，有人報告給蔡鍔說，估計起義計劃已經洩漏。蔡鍔當時決定推遲起義，靜觀其變。
唐繼堯氣壞了，命令迅速召集人馬集合。並對蔡鍔說，“錯過這個機會，必然釀成大禍”。唐繼堯指派鄧泰中、楊蓁保護蔡鍔，按原計劃一同進攻南城門和總督署。
鄧泰中、楊蓁雖說是跟在蔡鍔後面保護他，實則是監督蔡鍔一同參加起義。中途蔡鍔若有反水，可立即將其擊斃。畢竟蔡鍔當時還是雲貴總督李經羲的紅人。
蔡鍔在整個重九起義中，有一種被裹挾的感覺，他的內心是很矛盾的。但是，他不像黎元洪那樣，是被革命士兵從桌子下揪出來擔任湖北軍政府都督。
從策劃起義開始，蔡鍔自始至終都不反對，可見其預設起義。從後來擔任雲南軍政府都督來看，是起到歷史積極作用的。
但後世的很多史學家，受其老師梁啟超的誤導，都過分誇大蔡鍔在昆明重九起義中的作用。尤其是護國戰爭以後，蔡鍔已經達到了神化的程度。
梁啟超為了撈取政治資本，篡改歷史歸功於他的學生蔡鍔，聲稱：“雲貴首義之中心人物蔡將軍者鍔”。
梁是當年學界權威，一言九鼎，影響廣泛，正如李鴻綸所說：“審定教科書之人員，多與梁氏沆瀣一氣，無公理是非可言”，“少數書商不暇詳察，竟於中小學教科書中，將此役完全屬諸蔡公一人，而將唐公、李公一概抹殺。”
馬伯良說：“梁（啟超）竟謂雲南再造共和的義舉，全系蔡鍔造成，蔡鍔之來滇，全是他（梁啟超）的主張指使，實滑天下之大稽。
《為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復辟帝制罪行致各省軍政長官電》文稿，將“堯等”、“繼堯等”、“而堯等”篡改成“鍔等”、“而鍔等”的行文用語。
將《為護國討袁告全國同胞書》開頭“中華民國護國軍都督唐繼堯、第一軍司令官蔡鍔、第二軍司令官李烈鈞”，篡改成“中華民國護國軍總司令蔡鍔”。
以上史實均可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現存的原始檔案資料中查到。
孫中山也曾認為，“雲南方面認（梁啟超）為患難之交，梁氏對唐（繼堯），亦崇拜備至。殊不料其翻雲覆雨，喧賓奪主，竟以義始而以利終也”。
護國戰爭前，蔡鍔名義上是北京經界局督辦，實際上是被袁世凱羈押控制在北京。光桿京官一個，沒兵沒卒、沒錢沒槍。為了翻身與報仇，試探唐繼堯，沒想到唐繼堯當時正在面向全國召集反袁骨幹，二人一拍即合。
當時先於蔡鍔趕到雲南的外省反袁人士有“李烈鈞、程潛、陳強、戴戡、方聲濤、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由雲龍‘護國史稿》）
李烈鈞曾說：“幹大事的，恥言功利，不過是非真假，不可不明。當年雲南首義，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動，他就不會讓我和松坡進雲南去……所以我在此必須強調，設若當時唐不是早下決心，預有準備，我和松坡到達昆明僅只一週之間，馬上就能大軍陸續進發，草檄討袁，布露天下，那怕是演一齣戲也嫌急促……雲南首義，唐居首功，松坡次之，至於我哩！確實毫無功績。”
所以說，唐繼堯是個有地盤、有軍隊、有槍、有錢的實力派、本地人，反觀蔡鍔，名氣雖大，卻來來去去多地就職，沒有任何人脈與財富積累，護國戰爭前再赴雲南，卻也是“外來人士、空頭將軍”了。
而閻錫山，早年就加入同盟會，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到老家山西，在山西新軍中做強做大，後來參加了辛亥革命反清起義。這樣的人，與唐繼堯也不分伯仲。有名無實的蔡鍔將軍，完全不能和閻錫山這樣的山西本地實力派相提並論，雖然貴為功臣，其歷史進步作用不能否認，但其結局也只能是被梁啟超拿來炒作炒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