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在經歷了一些列重大事件之後，清政府終於認識到必須要變法維新，才能夠挽救自己的統治。慈禧太后下詔稱：“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罔變之治法。大抵法久則弊，法弊則更”，正式提出了要修訂法律的設想，在國內掀起了變法的熱潮。一時間，在朝廷內外，變法都成為了當時的熱門話題，就連禮教派領袖張之洞也提出了修改法律的提議。1902年，清廷任命沈家本、伍廷芳開始擬定新法，1903年又設立修訂法律館，聘請日本人岡田朝太郎和松岡義正參與到新法修訂工作中。1905年5月，清廷正式提出了修訂法律的原則，許可參照西方法律體系來完善健全本國法律的原則。

張之洞

禮法之爭的發端始於1906年，當時沈家本向朝廷提交了其新制定的《刑事民事訴訟法》，提出要按照西方的訴訟制度採用律師、陪審團的西式法律制度。這一提議立刻遭到了張之洞的反對，張之洞認為這些規定違反傳統的禮教綱常，並不適合當時的國情，如果強行採用的話必然會導致混亂，堅決反對這一提議。張之洞的觀點受到了當時很多督撫大員的贊同，紛紛反對沈家本的想法，就連當時的報紙也都報道說：“各督撫之章奏皆系逐條駁詰，無一讚成者”，朝廷也因此諭令沈家本在修訂新法的同時，一定要參照傳統的禮教思想。1907年，法律館完成了《大清新刑律草案》，此草案是由法理派參照西方法律體系所制定出來的一部新式法律，對傳統的律例做了全面修改。這份草案的提出更是遭到了禮教派的極大不滿，張之洞認為這部草案違背了中國古代“因倫制禮，準禮制刑”的立法原則，並且其中內容，如傷害長輩者不處以死刑；妻妾毆打殺害丈夫不重懲；通姦不論罪；尊長（地位尊貴者和長輩）毆殺卑幼（地位低下者和晚輩）竟然要與平常案件一致判罰，違背傳統的綱常體系，要求：“無傷禮教衹關罪名輕重者，斟酌至當，擇善而從。其有關倫紀之處，應全行改正”。

1910年，《修正刑律草案》的提出，更是引起了禮教派的不滿，當時張之洞已經去世，勞乃宣成為禮教派新的領袖，爭對這一草案也是大加批駁，要求在這份草案中加入過去的禮教條文，對此，法理派無法接受，與勞乃宣展開了一系列的論戰。在這輪爭鬥中，清政府沒有完全接納禮教派觀點，但是也將含有禮教條文的五條附則作為《暫行章程》一併使用，對無夫婦女通姦、卑幼傷害尊長、妻子傷害丈夫的行為都從重處罰，減輕尊長對卑幼、丈夫傷害妻子的處罰，在一定程度上也維護了傳統的綱常倫理。

沈家本

清末的禮法之爭，其實也是傳統勢力和改良勢力的對戰，這次爭鬥最終以法理派的退讓而告終，不僅在新法中加入了倫理綱常的部分，沈家本也被迫辭去修訂法律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雖然清政府開始進行一定程度的變革，但其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專制落後的政府，強大的頑固勢力仍然是阻撓國家進步的一大阻力。但是，雖然制定新法的舉動沒有獲得完全成功，但是也將新式的法律制度引入到中國法律之中，對傳統禮法體系的瓦解仍是有著促進作用的。

大清新刑律總則

參考資料：

1. 艾永明，論清末修律中的禮法之爭，蘇州大學學報，1984年04期

2. 李擁軍，法律與倫理的“分”與“合”——關於清末“禮法之爭”背後的思考，學習與探索，2015年09期

3. 賈娜，清末禮法之爭評析，鄭州大學，2013

清朝的最後十年，清政府為挽救危機在慈禧太后的主導下實行了新政，在新政的眾多舉措當中，修訂新律是其中關鍵一環，清政府為修訂新律，還成立了一些新的機構，比如憲政編查館、修訂法律館等等，而具體的修律過程則是由各部會同修訂法律館起草新律的草案，在經過憲政編查館覆核後，提交給皇帝批准。中國當時的修律是在一批包括沈家本、董康等法學家以及日本岡田朝太郎、松岡正義等法律顧問的共同合作之下完成的，整個修律過程大體上波瀾不驚，唯有修律過程中的“禮法之爭”一時間頗為惹人注意。

禮法之爭的導火索是因為當時朝廷中各方對於新制定的《大清新刑律》有不同的看法。支援新刑律的以修訂法律館大臣沈家本為首，反對新刑律的以提學使勞乃宣為首。勞乃宣認為新制定的刑律在很多方面不符合倫理，因而提議進行修改，比如對於“親屬相姦”、“親屬相盜”、“無夫奸”等罪名，而沈家本以及日本法律顧問則堅持以刑法原則來制定新刑律。

禮法之爭首先是清末新政時期新舊思維模式的碰撞。因為剛剛實行新政，所以舊的保守勢力必然會對新政產生阻礙，禮法之爭就是其中一個明證。實際上勞乃宣等人不僅在清末的時候是保守派，在進入民國後依然是主張恢復帝制的保守派。禮法之爭的出現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其次，禮法之爭也是中華法系和歐美法系精神的一個衝突。中華傳統法系強調家族主義，而歐美法系則強調國家主義，當清末制定新律的時候，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法律精神勢必會進行碰撞。當時的法理派的代表人物楊度認為如果禮教派認為家族主義不可變，國家主義不可行，那麼完全沒有必要制定新律。

清末修訂新律過程中的禮法之爭只是當時眾多新政爭議中的一環，也是清末新政時期中國社會複雜多元的思潮碰撞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