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可以先簡單的瞭解一下萬曆皇帝

朱翊鈞（萬曆帝，1563年8月27日-1620年7月21日），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天資聰穎，十歲登基，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前十年，由於年幼，他的母親李太后和張居正主政，推行一條鞭法等變革，卓有成效。他主政以後，一段時間內也非常勤政，曾經步行20公里為百姓求雨。

開始萬曆還是一個勤勤懇懇的好皇帝，但由於種種原因（身體、精神、心理、大環境）導致萬曆不思進取。

說到朝廷的運轉就不得不往前說一說了。

萬曆十年張居正死前，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至少是運轉正常。

小皇帝從小在張先生的嚴教下成長，自然也是規規矩矩勤勤勉勉。如果再往前看，嘉靖一朝皇帝也是瘋瘋癲癲，一心修道煉丹，但是嘉靖從小可是經過大禮議事件過來的，對人性對官場對朝廷的認識非同尋常。在位四十多年雖說不見得是位明君，可御下之術用人之權真是爐火純青。因此整個朝廷也能維持著平衡穩定。

但是實際上到了嘉靖末年，明朝這套政治制度核心上的弊端已經不經意地凸顯出來了。皇帝只顧用人，要透過維護自己“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形象來實現中國古典政治語境中，天子半人半神的裁判權和話語權，搞的神神秘秘不可琢磨。殊不知皇帝終究還是人，經過近四十年的揣摩熟悉，下面的一眾大臣表面上當然還是頂禮膜拜，但是到了具體的事情上，皇帝本身也被臣子琢磨透了。這樣一來，一個嚴嵩下臺了，就會有第二個再上來。文官官僚內生成了一個利益階層，在執行國家機器的同時也派生出自成體系的組織和架構方式。皇帝對於這一階層的影響和掌控，到了嘉靖末年隨著皇帝的力不從心已慢慢有失效的跡象。皇帝用大臣如落定棋子，大臣“用”皇帝如排頭獵槍。《大明王朝1566》中，張居正建議裕王說，依臣看，倒不如讓浙江徹底亂起來！也恰恰體現著這種失控。但是，四十餘年來，大臣換了一茬又一茬，皇帝卻只有一個人。箇中壓力和疲倦，自然異乎尋常。

一切的變化實際上發端於張居正之死。張居正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掌控大明十年，締造了明朝迴光返照式的萬曆中興，死後卻被自己一手培養的萬曆皇帝反攻倒算差點鞭屍。不知道萬曆是懷著怎樣複雜的心情開始親政，我們能看到起初皇帝還算是兢兢業業、恪盡職守，親自主持祭天祈雨，步行回宮。但當他似乎要大權獨攬之時，卻發現朱家大明的政治局面遠沒有那麼簡單，單就是立儲一事，不但遇到了朝臣的強烈反對，連生母太后也出面力壓。萬曆皇帝扛了五年，到萬曆十四年鄭貴妃生下皇子朱常洵，這個拉鋸的局面徹底被點爆，長達十幾年的“爭國本”事件就此開始。

這一系列事件的本質實際上是皇帝理論上個人的“無限”權力和文官作為經理人進行行政和解釋所必須從皇權割讓而獲得的權力之爭，嘉靖年間皇帝的“精明”和大臣的妥協使得矛盾兩方一直保持著動態的平衡。自從成祖設立內閣制度以來，歷代皇帝都小心地維持這個平衡，卻從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個矛盾。 張居正雖位極人臣，但是他心裡瞭如明鏡，他手上的權力，仍舊是來自皇恩浩蕩，不過是皇帝年幼，自己代為執政罷了。令人想不到的是，萬曆親政後，神宗皇帝面對同樣繁亂的局面， 居然採取了這種自暴自棄的、“賭氣式”的不上朝的方式來進行冷處理。這一賭氣，就是二十多年。

這說明，到了萬曆十五年，皇帝已經對這種無休止的、耗費精力的權力平衡束手無策甚至感到厭倦了。

大明的內閣制度和國外的內閣制度根本不是一回事

那些說萬曆不上朝明朝仍然正常運轉的是事實嗎？

錯

大家要清楚，明朝的內閣是什麼呢？

就是幫助皇帝處理政務的秘書處

內閣權利很大嗎？

實際上比如唐朝的中書省

唐朝六部歸屬中書省，而明朝不一樣六部只向皇帝負責，明朝六部和內閣沒有統屬關係

萬曆時期看著想笑，內閣有時候甚至只有一個人

明正常運轉時期，比如地方或者中央有事情報到六部，六部各部門以奏摺等形式報到內閣，內閣商討票擬，透過司禮監等披紅，最後皇帝同意蓋章，不同意發回內閣重新商議

這裡面關鍵的是內閣不是以前的丞相，六部歸屬丞相，而內閣僅僅是個秘書處，古代沒有秘書稱號，不客氣說就是師爺，這個師爺權利來自於縣令或者府臺等官員，同樣的六部也好，地方也罷實際上只對皇皇帝負責

萬曆時期司禮監批紅的奏章皇帝不理，導致了當時很多事沒法處理

明朝中央政府在很多事情上無所作為額，因為皇帝不批

內閣沒有權利對六部和地方下命令

萬曆時期最大上問題其實是處在後輩官員儲備上。內閣只是秘書，是沒人事任命權的，這是萬曆時期地方官員只有一半，很多地方是沒有主官，中央內閣就一人，六部更牛逼只有一個尚書

萬曆官員不升不降，耗著

明朝滅亡於萬曆指的是因為萬曆的不作為，導致明王朝人才斷層

萬曆時期地方最大的問題是最為緩和社會矛盾，延續王朝生命的政府不作為，很多地區主官都沒有，地方兼併土地，興修水利，救災等出現問題

明朝萬曆不存在不上朝對於天下沒影響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