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高中課本要求背誦的《五人墓碑記》，讓我們知道了張溥張天如。當時的張溥在筆者心中，儼然是正義的化身，對抗閹黨的義士。隨著時間的推移，接觸了更多的歷史知識，才知道什麼是“圖樣圖森破”。

指望一個滿嘴仁義道德，背地利慾薰心、沽名釣譽的政治掮客在明末危亡之際揹負“中興”之任，這簡直就是開玩笑。張溥的一生，充滿了矛盾，也深刻的詮釋了人性的複雜。

張溥雖出生於書香門第的江蘇太倉張家，但其母親身份為婢女，其為庶子，因此身份低下。和每個勵志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張溥從小受盡族人的冷嘲熱否，但其不為所動，刻苦學習，熟讀各類詩書典籍，用其自創的抄書、讀書、焚書、再抄、再讀、再焚的“七錄”學習法，終成一代文學大家，在詩歌、散文、經史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造詣，28歲便高中進士，名滿天下，其著有《七錄齋集》、《五人墓碑記》等優秀作品。不得不說，人生的前半段，年輕的張溥有如開掛一般，從庶子屌絲成功逆襲，走向了人生巔峰。

我們不知道幼時張溥理想是什麼，他年紀輕輕就名滿天下，而且具備極佳的社交能力，與其接觸的人都無不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成立“應社”、“復社”，名為學術交流，砥礪品行，實為論政議策，以東林後繼自任，主張“蠲逋租，舉廢籍，撤中使，止內操”，具有強烈政治色彩。此時身為復社領袖的張溥廣收門徒，同時利用官員背景操縱科舉，對其復社成員大開後門，用極為醜陋的方式擴大復社影響力，以期營造“眾正盈朝”的局面，此時的張溥，已經不自覺的落入了自己編織的名利網中。

人性的慾望沒有止境，已是復社領袖，文壇之首的張溥並不滿足，甚至以在野的身份，利用復社在官場的影響開始運作大明首輔的任免，妄圖把控朝政走向，充當“無冕之王”。為了安排其師周延儒擔任首輔，張溥四處奔走，以“入股”的形式籌措資金，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公然把國之公器當成權錢交易的砝碼，令人震驚的是，居然成功了，在張溥的奔走努力下，周延儒順利坐上了大明首輔之位。而張溥，更是洋洋自得，拿住周延儒的短處，多次要求其安排復社成員位居朝堂要職以“把控朝政”。以為成為“無冕之王”的張溥風光無限，但在一次周延儒安排的飯局後，回家途中腹部疼痛，繼而客死他鄉。關於張溥的死，究竟是不是一次骯髒的政治謀殺？至今人們仍然眾說紛紜，但看看其自己的所做所為，反問一句，此時的他，不該死嗎？

借古談今，如今網上眾多“公知”，安知不是如此？

不能，原因如下：

張溥的確優秀，但是他的優秀是在士林口碑上，有點類似包裝或捧出來的，於政治上並沒有實際的經驗或業績，基本上算是一個政治素人。

張溥出名在哪呢？

“溥詩文敏捷。四方徵索者，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

這樣的人寫文章之類的很在行，但是治國並不是寫文章，所以在政治經驗上張溥稱不上優秀，指望他來中興大明是想多了。

雖然每一個士大夫不會承認他們是這樣熱衷名利的人，但是他們的行動卻是不折不扣地踐行名利為首的理念。

表面上，他們談論國事，一副忠君體國的樣子，但是往往是結黨營私，抱團取暖，最終目的還是為了仕途上如何如何。

士風的裂變使士大夫道德情懷嚴重滑坡，社會責任意識喪失殆盡。

什麼忠君報國，什麼天下興亡，什麼為萬世開太平，統統都是虛的，只有白花花的銀子才是真的。

明末，曾任內閣首輔朱國禎在自己的著作《湧幢小品》中直言道：“做官只有兩件：為國家幹事，為自己營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極痴極蠢人。”

所以，張溥一死，復社失去了約束的領袖，開始墮落，那些成員為所欲為，對明朝的滅亡起了加速作用。

張溥等一大批中國文人都是屬於空談者，而且說起來頭頭是道引經據典，估計沒有幾人能說過他們。

但是他們致命的弱點是脫離實際，好說大話，高談闊論，對於具體如何救國他們提不出切實可行的計劃。

他們是清流一般的人，口舌是他們的武器，可以對他人的政策指指點點，但是卻沒有自己的良方。

說簡單點，他們是言語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