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變法對歷史走向產生的影響：

1、李悝變法就魏國而言，其使魏國成為戰國初年一個強盛的封建國家。

2、李悝變法就戰國整體政治制度而言，變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奴隸主貴族政治；進行土地改革，促進了地主階級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制《法經》，為其他諸侯國改革提供了法律基礎與依據。

商鞅變法對歷史走向產生的影響：

1、商鞅變法就秦國而言，使秦國成為戰國時代最先進的強國，為其日後統一六國打下基礎。

2、商鞅變法就戰國時期整體政治制度而言，其變法打擊了奴隸主貴族政治；廢井田，開阡陌，這在打擊奴隸主貴族土地所有制的同時，鞏固和發展了封建土地制度。大大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促進封建地主經濟發展；實行軍功爵制度進一步打擊了奴隸主貴族的世襲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新興的地主階級；推行縣制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實行什伍連坐制，以《法經》為基礎建立了嚴苛的法律制度進一步打擊奴隸主階級。為戰國其他國家提供借鑑。

兩次變法的異同：

異：1、商鞅變法比李埋變法更全面，更精細，是其發展和延伸。

2、兩者發生地點不同。

同：兩者都為封建制度的發展添磚加瓦。

謝謝邀請。魏國的李悝變法是戰國初期在魏文侯支援下的一次變法，這一次變法導致了魏國在戰國初期的強大國力，強大起來的魏國逐漸向周邊國家――比如說還很弱小的秦國，同時李悝的光輝成就也影響到了一個叫公孫鞅的人，由於秦國飽受欺壓，新即位的秦孝公決心強大秦國，於是釋出了求賢令，這位公孫鞅便攜帶李悝的法經入秦，開啟了著名的商鞅變法，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為重要的、最徹底的一次變法，其主要內容包括軍功爵制度（強大了軍隊的鬥志，也觸犯了貴族的利益，因為這樣不為國家出力的貴族就無法獲得爵位）、國家承認土地私有（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改革舊的社會風尚習俗（當年的秦國非常落後，有很多習俗簡直與蠻狄無異）等，同時公孫鞅為了保證變法的實施，採取一系列措施，比如強化法令，比如說輕錯重罰，或者說連坐，又進行了弱民，不允許六藝五經之類的書籍存在（日後秦始皇焚書坑儒實與此同類），經過二十年的變法，強大起來的秦國在公孫鞅的帶領下，打敗了魏國，初步證明了變法的重大成功（也為秦始皇一統六國打下重要基礎），秦孝公封公孫鞅於商地，故又稱商鞅，好了，大家可能看到我對李悝變法的敘述非常少，因為這只是戰國初期的一次普通改革，論重要程度是無法與商鞅變法相比的，在春秋戰國那樣諸侯爭霸國家吞併的情況下，各國都實行變法，如齊國的管仲改革、楚國的吳起變法、南韓的申不害變法等，對於李悝變法，最重要的還是他那本法經了，那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闡述法律的書，對後世的法律制定起到了重要影響。

問題中所提到的這兩次變法，對歷史的走向產生了重大影響，其影響在於法家從比走上中國的歷史舞臺，“李悝變法”宣告以法家學說為主導的戰國時代拉開序幕;“商鞅變法”則奠定華夏民族走向統一的基礎。要說兩者變法同異，同者皆以富國強兵為根本;異者，強國正規化不同，魏國法家商業經濟之強;秦國法家農耕經濟之強。下面著重講兩者變法的同異。

魏國李悝變法的成功宣告了一種有別於春秋舊制社會的新社會模式的誕生，驟然強大起來的魏國也讓天下諸候紛紛效仿，走富國強兵之路，於是列國紛紛啟用法家士子繼續展開變法。

商鞅到秦國主持主法，其實並沒有親自制定，而是沿用了魏國的所有法典“惜數相秦”。商鞅在秦沿用了魏國變法的所有法典，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李悝的《法經》原封不動一條未改。

列國變法首先改革兵制，軍事改革是變法的重要部分，無一國例外，不管是魏國的李悝變法，還是秦國的商鞅變法。不同之處於如何強軍之上，這兩國國情不一，做法也就自然不一。魏國在軍事上重在培養“武卒”;秦國在軍事上著重打造“銳士”。魏國武卒重於戰力;秦國銳士重於戰心。

經濟為強國之本，兩國地域不同，發展自身經濟的模式自然不同。魏國地處中原土地相對貧瘠，魏國註定不能太依賴農業，雖然李悝提出“盡地之教”發展農業，但仍顯捉襟見肘。於是發展商業經濟成為魏國經濟的重要手段，魏國的行政官員也多數出自商賈，如魏相白圭、李悝既是相亦是商。

秦國的國情有異於魏國，秦國地處關中平原，土地肥沃，秦人風化未開且樸實厚重，經商不如魏人，可站下踩著一塊肥沃的土地可耕種，身後有豐碩的大草原可畜牧的天然優勢，發展農耕是秦國的必然之選。所以，商鞅變法提出“耕戰之策”是完全出於秦國的基本國情所考量的。

最後便是兩者的變法深徹程度不同，商鞅變法是李悝變法的完善版。鑑於李悝變法數十年的利弊得失，商鞅採取了最大程度釋放社會活力的辦法從法律上，制度上打破固化階級的界限來激發民眾動力。如廢奴隸立新華人，激勵軍功等。

可見，兩者相同之處在於富國強兵，相異之處在於各具特色取長補短。同樣的一部《法經》在兩個不同的國度實施，卻是“花開兩枝，各表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