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佈郫都區古城鎮指路村遺址考古發掘成果：在距今4500年左右的郫縣古城遺址附近，一個戰國晚期至東漢時期的遺址被發現。從出土器物及遺存來看，極可能是秦滅巴蜀以後移民及其後裔的聚落。不僅如此，這處遺址還發現了刻有“×子鄉”字樣的漢代陶雙耳罐，以實物證明這片遺址就是鄉一級的基層聚落。據介紹，指路村遺址的發現，是首次在遺址科學發掘中出土的帶有鄉名的陶文，極有可能是遺址在秦漢時期的名稱，尤為可貴。　　“×子鄉”陶罐 揭開漢代基層聚落面紗郫都區古城鎮指路村遺址，距離寶墩文化時期的郫縣古城遺址北城牆僅約100米。2017年6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針對指路村遺址幾處秦漢堆積豐富、埋藏淺的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結果收穫豐富。考古遺址現場負責人楊波介紹，在3個月的發掘中，700餘平方米的發掘面積內發現了兩處房址、兩口水井、一條道路、窯址、灶、甕棺、灰坑、灰溝等遺蹟，以及陶罐、缽、釜形鼎、瓦當等出土器物。最讓考古人員驚喜的是，埋藏在漢井中的一件陶雙耳罐上，刻有“×子鄉”字樣，“它以實物證明指路村遺址就是漢代最基層的一個聚落。這也是四川地區目前為止年代最早的鄉、裡級遺存，在漢代考古中也相當罕見。”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設巴郡、蜀郡。此後，蜀郡長官、蜀守張若修建了成都城、郫城和臨邛城。然而在近年的考古中，成都平原發現的漢代遺存多為漢墓，秦漢時期的聚落形態如何，一直缺乏考古依據。如今，刻有“×子鄉”字樣的陶罐，揭開了漢代基層聚落的神秘一角。在這個漢代鄉、裡級的聚落中，發現了一條由鵝卵石鋪成的道路。道路最寬處約4.2米、最窄處約3.8米，兩側還分別有一條寬30至50釐米的排水溝。楊波說，“從道路寬度及設施處理來看，可以推測是這個聚落的主幹道。”儘管是基層聚落，居住在此的人也早早開起了“豪車”。考古發掘中，工作人員在道路附近發現了一枚用於漢代馬車、牛車之上車蓋的零件“蓋弓帽”。這枚青銅製作的零件長五六釐米，已鏽跡斑斑，但它的發現讓考古人員頗為興奮，“漢代能使用這種車輛者，身份不會太低。它也由此可以倒推這條道路在當時相當重要。”這個聚落當時還使用了一種用陶質井圈修建水井的先進技術。考古人員發掘的一個陶質井圈直徑約60釐米、高50釐米、厚3釐米。楊波介紹，當時的人們在地面開挖圓形井壙至出水處為止，然後在中央層層放置陶質井圈，圈外用沙土或鵝卵石填塞。這樣，人們就能喝到更清澈、潔淨而非混雜泥湯的井水了。　　出土器物 見證古蜀文明漢化程序這個基礎設施完備的聚落，居住的是何許人呢？楊波說，從出土文物來看，它們應該不是古蜀人所留下，更應是戰國晚期秦滅巴蜀後的移民及其後裔留下的。此次考古發現的房屋基址中，既有幹欄式，也有基槽式，“在寶墩、金沙等古蜀文明遺址發現的房屋基址，都以幹欄式為主，因為蜀地水患解決以前，這種底層架空式的幹欄式建築才可能有效防潮。而開挖地基、填土石造房的基槽式建築，就是典型的外來文化，反映了漢代人居住方式的轉變。”這種外來文化還體現在甕棺、瓦當等出土文物中。楊波說，古蜀時期並無甕棺葬風俗，而瓦當同樣是中原文化中用於高等級建築的構件。此外，遺址還出土了陶罐、陶缽等具有典型中原文化特徵的器物，且數量巨大，與巴蜀文化特徵明顯的釜形鼎等器物形成鮮明對比。將指路村遺址置於秦滅巴蜀的大背景下，不難得出它的“移民”性質。楊波說，秦滅巴蜀以後開始了大規模的移民。一是屯兵，二是將罪犯家眷遷到巴蜀地區移民支邊，以及把六國剩下的民眾遷移來此統一管理。再加上漢武帝開發西南夷鼓勵移民，卓文君之父卓王孫這種富豪級人物也舉家入川。因此從秦到西漢時期，幾次移民都會帶來巨大的文化影響和衝擊。指路村遺址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目前的考古只是其中一角，未來將長期發掘。

我知道的是漢代挖山成穴的較多，聚落和墓葬在一起，好像古代很常見，甚至到近現代村莊旁邊就是墓葬群，村中有墓葬也很正常，只是到近些年搞火葬，搞公墓，並集中搞才有所不同。

答：聚落遺址，顧名思意，意思就是古時候人類生活、死亡、生產都是在一個較為集中的地方。

在古代人類都是以小聚集的方式在一起的。

不止是在漢代，就是在漢朝之前及以後都是這樣的，隨著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活動的區域更加廣闊，才將人的生產生活區域和死後埋葬區域拉開了一定距離。但是距離也不是很遠。

在華人類聚落遺址，發現的最早的是河姆渡聚落遺址，當時的社會是母系氏族社會，但已開始了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的時期。發現的遺址是一個整體，有生活區、燒製陶器區和墓葬區，這三個區域是一個整體，由三米至六米的溝將這三個區域圍在中間，以便保護族群和防止敵人及野獸的襲擊。

就是現帶社會，在農村埋葬先人長輩的地點也會離生活區不太遠。

在考古工作中，在成都、武漢、山東、新疆等好多地方都發現了，不同歷史時期的聚落遺址。有漢代的、有先秦時期的、有隋唐的。

基本情況就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