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儒學，曾在稷下學宮中有影響的儒家學者，前有孟子，後有荀子。《鹽鐵論·論儒》中記：“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論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幹有餘人。”現代學者錢穆認為這段史料不可靠，孟子不是“稷下先生”（參見錢穆《先秦諸於系年·孟子不列稷下考》），但有不少學者不同意錢穆的觀點。

  不管孟子是否稷下先生，可以確定的是，孟子長期居齊，他的思想頗受稷下學者的影響，如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就有學者認為是受稷下先生宋鈃、尹文“氣論”的影響（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批判》、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等）。荀子，則是稷下學宮的最後一個大師，他立足儒家，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全面的批判總結，從人性論、認識論、政治理論、天人關係等諸方面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吸取和修正，從而將諸子學術推向高潮，成為戰國諸子學的真正總結者，其中對後世最有影響的就是荀子的“禮法結合”的政治思想。

百家爭鳴的學術中心

創立於戰國時期的齊國稷下學宮是當時的學術文化中心，是諸子薈萃、百家爭鳴的大舞臺。正如郭沫若所說，“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的”。

至於最有影響力的學派，則觀點不一。

1.創立背景

稷下學宮興建於戰國田氏代齊之後的齊桓公田午時期，是時代變革的產物，它的建立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諸侯勢力的增強，出現了諸侯爭霸、群雄並起的局面。各諸侯國圍繞如何富國強兵，掀起了變法革新的浪潮。這種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極大促進了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為不同學說、學派的出現培育了適宜的政治環境。“士”階層異常活躍，他們頻繁往來奔走於各諸侯國之間，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而各諸侯也為了籠絡士人，讓其幫助自己運籌帷幄，紛紛禮賢下士，興起了養士之風。

2.機構性質

稷下學宮，之所以產生於齊國而非其他諸侯國，是由齊國特殊的經濟、政治等條件決定的。從經濟條件來看，經濟繁榮是齊國立國之本，也是稷下學宮建立的物質基礎。從政治條件來看，在各諸侯國之中，齊國相對開明，無論是姜齊還是田齊，皆以“尊賢上功”“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作為基本國策。田氏代齊之後，齊國更加註重招攬士人，一方面是為了樹立田齊統治者尊賢重士的形象；另一方面是企圖利用士人的喉舌，鼓吹其取代姜齊的統治合法性，併為其爭雄於諸侯、統一天下製造輿論。

由於稷下之學在齊國興起的直接原因是田齊統治者的政治需要，這就決定了稷下學宮的政治性質，即具有智囊團性質的政策諮詢機構。同時，田齊統治者為稷下先生提供了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使得稷下學宮成為了學術交流、文化傳播和百家爭鳴的陣地，彰顯了其學術機構的性質。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雙重性，決定了稷下學宮具有兩個顯著特點，即求實務治、經世致用和學術自由、百家爭鳴。關於稷下學宮的規模，透過史書記載可見一斑。《史記》：“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太平寰宇記》記載，“談說之士七千餘人”。《孟子》記載，孟子在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稷下先生與稷下學士的人數雖不能確指，但也是相當可觀。

3.不同學派在稷下學宮產生思想碰撞

司馬光在《稷下賦》中說：“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在稷下學宮這個大舞臺上，幾乎當時所有有影響力的學派都先後登臺亮相，一展風采。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及黃老學派的田駢、環淵，陰陽學派的鄒衍、鄒奭，縱橫家淳于髡等，都曾在稷下講學，論爭雄辯。

各學派論辯爭鳴的議題非常廣泛，既有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又有不同政治主張的闡發；既有對浩瀚宇宙奧秘的探頤索隱，又有對人間瑣事的各抒己見。關於王霸之辯與大一統，諸子各派都表現出了對統一各國的嚮往和堅定信念，但如何實現由亂到治、由分裂到統一，究竟應該實行王道還是霸道？稷下先生之間展開了大辯論。孟子主張施行王道，以仁義教化征服天下；荀子雖崇尚王道，但也不反對霸道；管仲學派主張王霸並舉，要視具體情況而定；陰陽學派鄒衍創立大九州及“五德終始”理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探尋實現大一統的依據及必然趨勢。

4.歷史影響

稷下優良的學風，使諸子各派得到進一步發展。同時，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學者們取長補短、融合交流，涵養了相容幷蓄的博大胸懷。他們往往兼採多學派觀點之所長，例如，慎到既屬黃老學派，又屬法家學派；宋鈃既是墨家，又是小說家，還兼具黃老學派風采；淳于髡博聞強記，思想宏富博雜，被稱為“雜家”；荀子雖屬儒家，但明顯具有黃老學派、管仲學派的傾向，是相容各家之長的稷下大師。

　　稷下學宮被各國君臣爭相效仿。燕國的下都學館、趙國的平原君門館、楚國的春申君門館、秦國的呂不韋門館等，這些門館學館的規模和影響，雖不及稷下學宮，但同樣有助於士人政治影響力的發揮，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交流與繁榮。稷下學宮成為中國歷史上思想解放運動的策源地和戰國時代的學術文化中心，在中華文化的交融統一過程中起到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在當時乃至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