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工人相比較是比較忠誠的，他們一般不會跳槽。一個產品的生產過程一直都是“老手”在完成，從某種意義來講，產品的質量會相對好。

質量信得過 中國哪個沒有假貨 日本也有 少的可以忽略不計 骨子裡就不愛造假 別拿那些我覺得 我感覺 和我以前用的不一樣來判斷中國的日貨 進口比造假見到你多了

不能說“僅僅”，技術和質量就是產品的最大優勢，就是那句話‘貨比貨得扔，人比人得死’，同樣的東西，大家肯定願意買好的，用好的，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一定要做的比日本人更好，如果僅僅為了省材料偷工減料只是短期利益，遲早會失去市場，只有用心做好每件產品，做出來的產品和日本的產品比一比，超過了日本的同類產品，就對了。我們也就在國際上有底氣了，這才是我們中國應該擁有的實力。

這個問題從歷史和其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日本企業生產的產品直到今天總體質量確實是不錯的，箇中原因我認為既不是日本企業主道德高尚或者質量管控嚴格體系高於中國，而是外部市場約束所致。

在日本相比於中國、或其它國家，企業共同體的一面更強一些。內在型的共同體，相互間彼此約束的規則有時比法律更為有效，在一個有共識的社會規則裡，如果誰先違反共同遵守的規則往往會導致被排斥、被鄙視。這在中國傳統村落或城鎮社會也能見到，中國很多老字號傳承百年質量過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們過去服務的是“熟人圈子”，如果質量出了問題，牌子砸了，生意就做不下去了。日本社會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放大了的村落，這種相互之間的制約，讓傳統的日本生產者更注意質量的把控。

還有日本整個社會消費者對產品質量要求高、毫不含糊，如此也能促進生產者提供品質更完善的產品，劣質產品沒市場就是對假冒偽劣產品形成最大的一種制約力。日本人在全球消費者中可以稱得上是最挑剔的顧客，這種挑剔也使生產企業在選材、製造、包裝設計、服務質量等方面必須提高水平，否則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就等於失去了市場競爭力。因此，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好的產品質量很大程度上需要由更加有追求、有品質辨識力的消費者來促成。

再有日本是一個比較早成熟的製造業大國，二戰以後美國對其進行長期扶持和自身的積累，使很多領域的產業打造出具有影響力的品牌。比如:豐田、三菱、索尼、松下、日產等這些品牌為製造者帶來源源不斷的利益，同時也在影響著整個日本的社會產業氛圍。就像阿里巴巴馬雲的成功，影響帶動了整個中國網際網路創新思維的爆發，由此生長出許多由華人創造顛覆傳統行業的世界級企業。而這些企業無一不在時時維護著自身品牌的建設，偽劣產品只能得到一時利益，但一定失去長期效益。所以，很多企業出於維護品牌價值的考慮，在質量方面也會做到精益求精。

雖然日本製造總體質量不錯但近些年日本某些企業“偽造檢測資料”等問題也偶有發生，有人講小日本良心太壞了，也有人說“日本製造”就此沒落。“捧”和“踩”這兩個極端想法都不是看問題最好的方式。產品質量，說到底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的無形契約，在市場經濟中，要保證生產者遵守這份契約，“良心”並不可靠，健全的產品生產監督體系、嚴格的政府執法制度、一旦生產者違反道德、違反質量標準受到嚴厲懲處才是維護經濟秩序的根本所在。如果造假能降低成本又不用負違法代價，就無法制止生產者透過造假來獲取非法利益，導致的結果是整個社會生產領域質量水平的滑坡。放在全球哪個國家都不例外。

中國，是世界工廠。中國製造、中國創造如今已影響著全世界。曾經中國生產在國際上是一個劣質產品的標籤，口碑並不好。德國製造直至今天很長一段時間是世界上很有影響力的存在，但德國曾經也跟中國一樣被人看不起。1887年8月,英國議會通過了侮辱性的商標法條款,規定所有從德國進口的商品必須標註“德國製造”字樣,以此將價廉質劣的德國貨與優質的英中國產品區分開來。這也被視為是“德國製造”的起源。131年後的今天,經過歷史錘鍊的“德國製造”早已不再是假冒低等複製品的標籤,而是隨著西門子、賓士、寶馬、拜耳、漢高、阿迪達斯等品牌成了享譽全球的高品質產品的代名詞。

德國已經進入了後工業時代。也就是說一座工廠裡面沒有一個自然人，所有的工序從進料，生產，質量檢查，成品包裝，貨物堆疊全部由機器完成。整個車間幾乎只需要有一個人監控，就可以完成所有的生產。作為“操作工”其實本身就是工程師，他只需要按下按鈕和定期排錯。這就是德國工業4.0。

而如今中國從原來摸著石頭過河到模仿複製，到中國製造再到中國創造，現在世界對中國的品牌質量已經從原來品質低下、貼牌工廠的標籤印象發生了極大改變。2018年10月24日，李克強總理在中國工會全國代表大會上說，“中國製造”要儘早變為“中國精造”。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政府重視“中國製造”重視“中國智造”，並在政策上支援產業核心技術的研發，加快科研成果的轉化下，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會向“中國智造”轉化。未來中國智造的品牌一定是一個影響世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