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地說，岳飛死於時勢。時南宋偏安，高宗在歷經追殺和顛沛流離之苦後，早已嚇破了膽。對於高宗來說，北伐抗金只是順應當時主戰派和安撫百姓呼聲的措施，真正抗金他早已喪失了信心，能夠與金相安無事，希望金不徹底消滅給他些安穩日子，他就很知足了。二者，岳飛志在收復中原，迎還二帝，於高宗是十分不爽的。克金復土固然是好，真的把金打服了，把二帝送回來了，自己如何自處？這對高宗來說是個原則問題，因為父親和哥哥都回來了，自己就沒地位了。即便自己仍做皇帝，上面若是兩個太上皇，豈不彆扭？三者，岳飛一心收復河山，與高宗心思很難契合，而岳飛又不能理解高宗內心，以致君臣齬齟，互相疑其本心。總之，懼也。懼金，懼失皇位，懼失偏安；疑也，疑本心也。

岳飛之死，其本質是死於封建制度！封建王國發展到宋。權力的好處於應用都近於顛峰，接近權力的人和階層對這種制度能給他們帶來的好處與享受已經到了迷醉的地步，只要能保證他們的富貴，何事都可為！君為臣剛，夫為妻剛，父為子剛，小妾不如馬！靖康恥漢人以之為恥，那些醉生夢死的倖存者內心就只有天知道了！宋皇趙構如果不是生母被辱，其內心甚至還在慶幸靖康之亂讓他登上帝位！岳飛破掉金的鐵浮屠，南宋偏安一隅的大勢就已經定了。這時的宋皇，南宋的地主階層，文官階層，已經沒有了生死之憂！這時吃一個蘋果和吃二個蘋果已經沒有意義。有得吃才是根本！岳飛滿腔熱血，憂國憂民本就不和群，也不合宋重文抑武的國策。更何況個人榜樣所帶來的民眾自強與覺醒！當金以歸還趙構生母為條件要岳飛死時。趙皇的最後一點良心就再也沒有了。最是無情帝王家，官僚家族好象也好不到那去。搞死岳飛即能重文抑武，又不至於擴大化動搖軍隊的根本。死岳飛三個，大局可定，富貴可享，何樂而不為？只是苦了英雄，寒了民心，敗了國運！如果深究，其罪首是儒教與統治階層的結合封死了新的思想的出現。所有的英雄的抗爭都是個人或者小集團的不屈。沒有方向！

對於政治，同一個事情，同一個人在不同場合會有完全不同的說法，這叫政治。政治事情都有背景，如果你有權利經歷，很容易理解。如果你連簡單的村書記都沒有做過，就老老實實看看下面民國大師怎說的，不說話，人家不覺得淺薄。

民國大師呂思勉及民國著名史學家陳龔祿對趙構及岳飛的評價得出與大眾完全不同的結論，北京大學教授鄧廣銘經過實地考察，也得出朱仙鎮大捷為虛假虛假歷史。

陳恭祿(1900-1966)，中國著名歷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專家。

在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課程。1934年完成了近60萬字的鉅著《中國近代史》，被列為大學叢書之一。

1936年重回金陵大學任教，為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1963年底，撰成《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對中國近代史史料進行了科學的分類和系統介紹、評價。

"文革"後，1979年南京大學歷史系召開了隆重的陳恭祿先生追悼會，恢復了他著名歷史學家的名譽。

陳恭祿先生是中國近代史學科草創時期重要的先驅者之一，陳恭祿是20世紀30、40年代以學術為職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是一個典型的學院知識分子，他試圖站在學者的立場上客觀地敘述中國近代史，以著作來表白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以學術來影響中國現代政治的發展。主觀上他不傍依於任何黨派，在客觀上卻代表了這一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政治觀點和政治立場。

陳恭祿1944年出版的《中國通史》，評價宋高宗：高宗備受艱苦，崇尚節儉，享受遠不及大將。聽政至勤，幼年曾受良好之教育，愛好書字，大政之決定常為慎重考慮之結果，唯以祖宗之法為精審詳備，不欲有所變更。其收大將兵權，恢復舊制，為其一例。高宗深謀遠慮，過於其後諸帝。

呂思勉民國大師同樣結論，南宋諸將韓世忠`、張俊、吳玠、岳飛等因為趙構放權放錢，權利及行事風格形同軍閥，飛揚跋扈，各自為政，不聽指揮，無法形成有效合力，再戰再敗。

至於岳飛，確是冤死，但同收大將兵權以恢復舊制的大背景有關。先是金人深入淮南，形勢危急，高宗詔岳飛赴援，飛不出兵，朝廷深以為憾。大將驕橫，成為嚴重之問題。後召大將並赴行在，及至，罷其兵權，出於韓世忠、岳飛意料之外，其部將至欲為變，即張憲意圖政變，岳飛以此冤死。所以張憲是岳飛之死的罪人。

趙構是一個很有能力，有嚴格自律，有嚴格紀律的能人。

比如高宗禪位，歷史上有幾個皇帝強壯之年讓出至高無上的權利的，他的胸懷超過絕大部分人的胸懷，他的胸懷深不可測，不是鼠目寸光之輩可以洞察的，是他讓宋得以延續一百五十多年。

至於有人說他方便逃跑，只不過這類人連井底之蛙都不如，偉人的想法也是你能理解萬一的？

紹興四年，傀儡皇帝劉豫在金兵的支援下進犯江南。宰相趙鼎決計請宋高宗御駕親征，魏矼主動請求從徵。當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位大將勢均力敵、各懷私隙、不肯協作。魏矼奉命從中調停，他奔走於各軍，對將領們曉以大義，勸以大局為重、放棄私怨。在他的說服下，各將領表示願意棄前嫌、共禦敵。於是御駕親征，三軍一心，軍威大振，屢戰屢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