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宣告我自己是一名網文作者，有些作品完全操控著主角命運和情節發展，是因為出於商業元素的考慮。也就是完全適應市場而創作的小說，缺少了一些靈魂的味道。也就是所謂的快餐小說。

而出於內心所創造出來的故事，每個角色每個故事除了一開始定下了心中的想法，剩下的在創作的過程中完全是以一個看客的方式去描寫每一個情節的。

怎麼說呢，凡是傾注了我真心實感的小說，在寫作的過程中就像是看電影一樣。彷彿眼前就能看到書中的每一個人物和每一處風景。

我以上帝視角看著每一件事情的發展，我也在期待著每一個人物的命運走向。雖然這些都是我創造的，但是一切都是那麼的順其自然。

無論是矛盾，生死，以及高潮的到來，都沒有刻意製造的成分在其中。

看著“它們”快樂，我也會快樂。看到“它們”悲傷，我也會流淚。

看到某一個大壞蛋出現，我也會恨得牙癢癢。看到主角被欺負了，我也想幫助主角教訓那些壞人。

所以以這種方式寫作，就像是跨次元的一場靈魂之交，不到最後即便我是作者，那也不知道結局究竟是怎麼樣的。

這就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不代表最終的正確答案，只是我個人親身經歷的感受。

所以自己筆下的人物結局真的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這個和靈感，見解以及寫作習慣有關係，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人物結局無法控制的作家，往往都是所謂的意識流。他們雖然有一定的綱領架構，但是在寫作過程中會出現放飛自我的狀態，而且這種放飛自我往往會很精彩，難以無視，所以會使得故事的走向脈絡進行改變。

這一點，個人寫作的時候深有感觸，寫好的綱要，在真正寫的時候，會不斷爆發出很多東西，使得故事容量越來越大。但是我到是不會出現結局無法控制的問題，因為我之所以寫小說，就是因為腦子裡面閃過了某個高潮和結局。所以不管流程怎麼變，最後還是要拉回來。

優秀的文學作品的最大優點就是“合情合理”。作品的文字本身構造了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裡，有各個人物的性格，這些構成了環境中的合力，推動了文學作品的程序。一個優秀的作家，一定會順應他構造的環境和人物性格，否則人物塑造和小說程序就失真了，就不合理，也不合情。

福樓拜在把包法利夫人寫死後趴在桌上哭，他朋友問他為什麼，完全可以把包法利夫人寫活。福樓拜說作品到那一步所有過程都指向了包法利夫人的死，所以她必須死。如果福樓拜把包法利夫人寫活，那福樓拜就不是一流作家，因為他的作品失真了，或者換句話說，他的作品那樣就不合理了。

現在小說作品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不會塑造人物，人物性格混亂。真正好的作品中人物性格都是鮮明的，在文字中他們的性格都是一貫的，這就是他們的標誌，你想到這個人物他就是如此。

比如金庸作品中的喬峰，喬峰必須要死，因為他受的教育，他的志向和他的經歷融合在一起構成了合力，喬峰除死之外別無他法。他一定不會歸隱，也一定不會肆意亂殺，因為他的性格，思想和經歷。但是令狐沖就可以歸隱，因為令狐沖是自由的，他的靈魂沒有被拘束。所以他一定歸隱，你讓令狐沖像喬峰那樣就義，他做不到。這就是金庸塑造的人物，如果他把喬峰寫成了一個人歸隱，那就不對，那就損害了喬峰的人物構造，也不合情不合理。

再比如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生存還是毀滅”這句話只能由哈姆雷特來說，讓莎士比亞的其他人物來說就是不對。按照王佐良先生的說法，哈姆雷特是知識分子型英雄，正因為哈姆雷特受的教育，他在那種環境下培養的性格，他在那個時刻一定是憂鬱的，猶疑的，也一定是彷徨的，你讓莎士比亞的其他人物來講這段話，就是沒有哈姆雷特說合理。這就是塑造人物。同意，你讓《裘力斯凱撒》中的布魯圖斯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巴薩尼奧互換角色性格，那也不對，因為羅馬的環境和威尼斯的環境就是不一樣，威尼斯的環境下就是不會誕生布魯圖斯那樣的人。這就是合理的環境。

再說一個，《水滸傳》中的林沖，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那篇裡面，為什麼林沖一定要向“東”走，因為這個問題關乎林沖為什麼是被“逼”上梁山的。尋常作家最多寫林沖殺了人就豪邁的上梁山。但是施耐庵沒這麼寫，他先寫林沖按部就班的拿敵人人做祭品，又換衣服，又喝了剩餘的酒之後扔了酒葫蘆才走，而且向東。第一，草料場在城東，林沖往西走等於自投羅網。第二，林沖往東走，因為他仍然不打算上梁山，之前一系列動作告訴我們林沖腦袋很清楚很冷靜。如果是李逵殺了仇敵，那肯定酣暢淋漓的喝酒，但林沖不是，他還冷靜的換了衣服，但為什麼向東走？走向一個流亡的方向而不是去梁山，那就體現了腦袋清醒的林沖真不想上梁山，他往東只能是逃避追捕。林沖到這個份上還不想上梁山，那就真的說明林沖是逼上梁山的。這就是施耐庵寫的高明之處。如果不把林沖寫到向東走，那林沖這個“逼”就不徹底。

經典文學的人物特點之一就是“性格決定命運”，這就是我們講的為什麼經典文學才能塑造經典人物，因為人物太合情，太合理，太真實，太能經得起推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