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輕徭薄賦，獎勵農耕。
漢初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惠帝到呂后時，一直實行無為而治，修養生息的措施，賦稅比起秦朝輕了不少，但是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還不盡如人意，賈誼就曾上書文帝，指出“漢之為漢，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這說明當時無論是國庫還是民間都沒有太多積蓄。
面對這種情況，文帝多次告誡百官守令勸課農桑，並連續下詔令減輕民眾負擔。文帝在位期間，詔令群臣對百姓鰥寡孤獨窮乏之人舉行賑貸，又下詔規定各地存問老年人，發給布帛酒肉之物，地方官吏應當親自閱視或送到。還下令官吏省經費以便民；減少守衛京師計程車卒；減少太僕用馬，用以補充郵驛的需要。下詔親耕籍田，並赦免因被論罪充當官府役作為奴者回鄉務農。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民耕種，等等。
文帝十二年（前166年），宣佈免去當年田租之半。次年，又免收田租。景帝時，“令田租半”，即三十稅一，併成為西漢定製。這些措施使農民生活安定下來，史稱“流民既歸”，有力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餘錢”，“天下殷富”。沒有文景兩代的積累，漢武帝時期是不可能有足夠的財力去攻打匈奴的。
（2）輕刑慎罰。
廢除肉刑是文帝最廣為人知的一件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文帝廢除了殘害人肉體的肉刑，改為打板子的笞刑，笞五百、三百。確實，在改革之初，出現了一些問題，有打死人的情況，但是一個新的舉措本來就是要在不斷糾錯中摸索前進的。所以景帝元年（前156年），將笞五百改為三百，笞三百改為兩百；五年後，又改為笞兩百，一百。同時還規定了笞刑所用的刑具大小，薄厚，不許有竹節，打的過程中不許換人等等，以保證受刑人的生命安全。
文帝輕刑慎罰不僅僅是廢除肉刑，還有廢除誹謗訞言之罪、收孥相坐律（沒收罪犯妻、子為官奴婢）等。景帝規定被判處犯罪而不服者可以申訴核實定案，即使申訴不當也不為過失。在皇帝帶動下，這個時期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有“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簡直有刑法用不上的意味）”之說，和秦代“斷獄歲以千萬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躬修節儉。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節儉只能算是個人美德，但是對於統治者來說，他的一言一行給其他人以極大的示範作用，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正是這個意思。文帝在位23年，史稱“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文帝曾計劃建造“露臺”一座，計算需要百金，文帝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中指不富不貧）”，隨即作罷。漢代貴族婦女以衣服拖地為榮，文帝寵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以表示節儉。
（4）削弱諸侯王勢力，安撫邊境
西漢建立後，王國勢力強大，成為國家的重大問題。文帝聽取了賈誼的建議，在原來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數目，以分散其實力，例如立原淮南王劉長三子都為諸侯王，三分原淮南王之地。漢武帝時期執行的“推恩令”其實就是文帝做法的高階版本。景帝時則平定了諸侯王的“七國之亂”，加強了中央集權。
北方邊境，主要是處理好與匈奴的關係，文帝處理與匈奴的關係不僅僅靠和親，還有軍事上的措施。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單于領十四萬騎入侵，殺了北地都尉孫卬，虜掠民眾畜產。文帝派三位將軍帶兵分駐於隴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帶騎兵十萬人，駐於長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親自慰勞軍隊，視察演習，申明軍令，賞賜將士。他本想親自帶兵出征，因被勸阻而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統兵征伐，擊退了匈奴。後元六年（前158年），匈奴數萬騎入上郡與雲中郡侵擾。緣邊各堅守以備匈奴，文帝又以周亞夫為將軍帶兵駐於細柳，劉禮為將軍帶兵駐於霸上，徐厲為將軍帶兵駐於棘門，防備匈奴。過了幾個月，匈奴退去。文帝又移民於北方邊塞，使其屯田務農，加強了邊備的防守力量。景帝也採取了爭取和親、積極防禦的措施，所以當時匈奴只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並不是文帝、景帝不想進攻匈奴，而是國家剛剛安定，現實條件不允許。）
南方邊境，妥善處理與南粵（又稱“南越”）的關係。南粵王趙佗原籍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呂后時期，因官吏建議禁止中原鐵器過關運入南粵。趙佗認為是長沙王從中作梗，於是自立為帝，發兵攻長沙國邊縣，控制閩粵、西甌，東西萬餘里，與西漢分庭抗禮。文帝登帝位，即遣使告知諸侯及四方邊境，示通好之意。為了避免南粵的對抗，文帝在派太中大夫陸賈出使時，特意寫了一篇態度誠懇、措辭謙和的信，不以皇帝之尊壓人，表示平等待人的誠意。然後告知趙佗，朝廷對他還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作了照顧，對趙佗所關心的祖宗墳墓已派人修葺。文帝對趙佗說明戰爭只會給漢朝和南粵造成傷害，“得一亡十”，所能得到的極小而危害極大，從希望從國家安寧的目的出發，要求趙佗與漢通使如故。文帝的誠意，換得趙佗的真心歸向。至景帝時，南粵仍稱臣，遣使朝見。終文景之世，南粵一直是漢的藩屬，南方邊境長期保持安寧。
（1）輕徭薄賦，獎勵農耕。
漢初從漢高祖劉邦到漢惠帝到呂后時，一直實行無為而治，修養生息的措施，賦稅比起秦朝輕了不少，但是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還不盡如人意，賈誼就曾上書文帝，指出“漢之為漢，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這說明當時無論是國庫還是民間都沒有太多積蓄。
面對這種情況，文帝多次告誡百官守令勸課農桑，並連續下詔令減輕民眾負擔。文帝在位期間，詔令群臣對百姓鰥寡孤獨窮乏之人舉行賑貸，又下詔規定各地存問老年人，發給布帛酒肉之物，地方官吏應當親自閱視或送到。還下令官吏省經費以便民；減少守衛京師計程車卒；減少太僕用馬，用以補充郵驛的需要。下詔親耕籍田，並赦免因被論罪充當官府役作為奴者回鄉務農。停止郡國歲貢，開放山澤禁苑給貧民耕種，等等。
文帝十二年（前166年），宣佈免去當年田租之半。次年，又免收田租。景帝時，“令田租半”，即三十稅一，併成為西漢定製。這些措施使農民生活安定下來，史稱“流民既歸”，有力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史載文帝時每石“粟至十餘錢”，“天下殷富”。沒有文景兩代的積累，漢武帝時期是不可能有足夠的財力去攻打匈奴的。
（2）輕刑慎罰。
廢除肉刑是文帝最廣為人知的一件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文帝廢除了殘害人肉體的肉刑，改為打板子的笞刑，笞五百、三百。確實，在改革之初，出現了一些問題，有打死人的情況，但是一個新的舉措本來就是要在不斷糾錯中摸索前進的。所以景帝元年（前156年），將笞五百改為三百，笞三百改為兩百；五年後，又改為笞兩百，一百。同時還規定了笞刑所用的刑具大小，薄厚，不許有竹節，打的過程中不許換人等等，以保證受刑人的生命安全。
文帝輕刑慎罰不僅僅是廢除肉刑，還有廢除誹謗訞言之罪、收孥相坐律（沒收罪犯妻、子為官奴婢）等。景帝規定被判處犯罪而不服者可以申訴核實定案，即使申訴不當也不為過失。在皇帝帶動下，這個時期許多官吏斷獄從輕，有“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簡直有刑法用不上的意味）”之說，和秦代“斷獄歲以千萬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3）躬修節儉。
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節儉只能算是個人美德，但是對於統治者來說，他的一言一行給其他人以極大的示範作用，所謂“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正是這個意思。文帝在位23年，史稱“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文帝曾計劃建造“露臺”一座，計算需要百金，文帝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中指不富不貧）”，隨即作罷。漢代貴族婦女以衣服拖地為榮，文帝寵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以表示節儉。
（4）削弱諸侯王勢力，安撫邊境
西漢建立後，王國勢力強大，成為國家的重大問題。文帝聽取了賈誼的建議，在原來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數目，以分散其實力，例如立原淮南王劉長三子都為諸侯王，三分原淮南王之地。漢武帝時期執行的“推恩令”其實就是文帝做法的高階版本。景帝時則平定了諸侯王的“七國之亂”，加強了中央集權。
北方邊境，主要是處理好與匈奴的關係，文帝處理與匈奴的關係不僅僅靠和親，還有軍事上的措施。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單于領十四萬騎入侵，殺了北地都尉孫卬，虜掠民眾畜產。文帝派三位將軍帶兵分駐於隴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帶騎兵十萬人，駐於長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親自慰勞軍隊，視察演習，申明軍令，賞賜將士。他本想親自帶兵出征，因被勸阻而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統兵征伐，擊退了匈奴。後元六年（前158年），匈奴數萬騎入上郡與雲中郡侵擾。緣邊各堅守以備匈奴，文帝又以周亞夫為將軍帶兵駐於細柳，劉禮為將軍帶兵駐於霸上，徐厲為將軍帶兵駐於棘門，防備匈奴。過了幾個月，匈奴退去。文帝又移民於北方邊塞，使其屯田務農，加強了邊備的防守力量。景帝也採取了爭取和親、積極防禦的措施，所以當時匈奴只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並不是文帝、景帝不想進攻匈奴，而是國家剛剛安定，現實條件不允許。）
南方邊境，妥善處理與南粵（又稱“南越”）的關係。南粵王趙佗原籍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呂后時期，因官吏建議禁止中原鐵器過關運入南粵。趙佗認為是長沙王從中作梗，於是自立為帝，發兵攻長沙國邊縣，控制閩粵、西甌，東西萬餘里，與西漢分庭抗禮。文帝登帝位，即遣使告知諸侯及四方邊境，示通好之意。為了避免南粵的對抗，文帝在派太中大夫陸賈出使時，特意寫了一篇態度誠懇、措辭謙和的信，不以皇帝之尊壓人，表示平等待人的誠意。然後告知趙佗，朝廷對他還留在河北老家的兄弟作了照顧，對趙佗所關心的祖宗墳墓已派人修葺。文帝對趙佗說明戰爭只會給漢朝和南粵造成傷害，“得一亡十”，所能得到的極小而危害極大，從希望從國家安寧的目的出發，要求趙佗與漢通使如故。文帝的誠意，換得趙佗的真心歸向。至景帝時，南粵仍稱臣，遣使朝見。終文景之世，南粵一直是漢的藩屬，南方邊境長期保持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