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學有一雙童年時期的好朋友，大兩歲的是楊振寧，小兩歲的是鄧稼先，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楊武之和哲學系教授鄧以蟄的孩子。數十年的友誼是從逮知了的大樹上，從彈玻璃球的泥地上開始的。這友誼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即將回國的鄧稼先與楊振寧、楊振平兄弟倆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後二十年，鄧杳無音信。
1972年，楊振寧第二次來華。有關部門批准鄧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舊傢俱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來木工，把鄧稼先的一箇舊書櫥打磨趕製，又匆匆裝上一面穿衣鏡，使之一天之內就變成了一個“嶄新”的大衣櫃；破舊的地板上了蠟，又有人從辦公室扛來沙發，送來了良種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彷彿是在戲臺上置景。鄧稼先默認了。
楊振寧來的那天晚上，大院裡特意放電影，把人們都引到電影場上。樓裡顯得別樣的清靜。楊振寧一進屋門，環視片刻，便徑直向書架走去。這已是一個純粹的醫學專家的書櫃，除了最顯著位置上的兩本毛澤東著作和厚厚一疊特意擺放的祖國風光明信片。
這次會面的氣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會面要自然和活潑得多。那一次是在賓館，大概這一次畢竟是在家中。楊振寧吃著西瓜，喝著汽水，一會兒直言不諱地評論中國“不能調動人的進取心”，一會兒說起他在美國蒐集的中國“文革”街頭小報，一會兒又談開了聯邦調查局。忽然，他問：“這是你們的家嗎？”
“是，是，”鄧稼先用事先統一過的口徑回答，“是許鹿希醫學院的宿舍。”
“怎麼沒有兒子的床？”楊振寧聰明過人。
兒子的床的確在佈置“客廳”時拆了。鄧稼先沒料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會看得如此精確。還是許鹿希反應敏捷，她忙打掩護：“兒子在爺爺家住。”
後來鄧稼先又請楊振寧吃了一次烤鴨。和他在一起，鄧稼先總感到有點緊張。他害怕童年時代的朋友會突然問起他的工作。可是楊振寧像是忘了這樁事。兩個物理學家都在有意選擇非物理學的話題。
這齣戲直到楊振寧離北京去上海時才結束。鄧稼先去機場送行，當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機坪時，楊振寧迴轉身，沉默了一會兒，終於問：“稼先，我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華人幫助搞的，他叫寒春，這是真的嗎？”鄧稼先的神情驚愕起來，他激動地張了張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會兒，他才說：“你先上飛機吧。”
飛機騰空不久，鄧稼先馬上向上級報告並請示了他遇到的提問。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可以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全部是由華人自己研製的。
激動萬分的鄧稼先迫不及待地寫了封信，立即交專人乘民航班機趕往上海。楊振寧是在上海市“革委會”為他餞行的宴會上接到這份急件的。當他拆開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鄧稼先的筆跡———“全部是由華人自己研製”時，淚水奪眶而出。
1957年，當楊振寧赴瑞典接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評委會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說稿。楊振寧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寫。”評委會說：“中文演說稿無法排印。”他堅定地回答：“那就請複製我的手稿。”
楊振寧常常從美國飛來。鄧稼先的家是他平靜而溫暖的港灣，在鄧稼先的身邊是自由的。
———你給我找輛腳踏車！
———幹什麼？
———我們一塊兒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讓嗎？！
———真遺憾。那我們談點什麼吧，宇宙不守恆定理？規範場論？
常常，他倆的談話就是一張紙一支筆。
那天在仿膳，席間，輕鬆的談話之餘，楊振寧忽然問：“稼先，從原子彈到氫彈，美華人用了七年，蘇聯人用了三年多，英華人用了四年，法華人用了八年，為什麼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
鄧稼先沒有說話。他的神色突然變得嚴肅了。他知道這是楊振寧在心中憋了許久的一個問號，一縷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無法滿足朋友的探究心願。這不是一個人的秘密，是一個民族對於世界的秘密。沉默，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間的沉默。
出仿膳，鄧稼先夫婦陪同楊振寧到北京圖書館，楊振寧要查閱一本古籍珍本。許鹿希後來隱約記得，那是一本中國古代哲人的著作。楊振寧查閱完畢，在許鹿希的小本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似至晦實至明似至難實至易似至繁實至簡。1986年5月30日下午，楊振寧去醫院看望術後不久的鄧稼先。當他滔滔不絕地對鄧稼先談起世界前沿科學的進展情況時，鄧稼先的額上正沁出一粒粒虛汗。
6月13日，是楊振寧離北京回美國的日子，他又一次來到醫院。兩雙手———打牆球的手，寫物理公式的手———握緊又握緊———是真正的告別，不再是“再見”了。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學有一雙童年時期的好朋友，大兩歲的是楊振寧，小兩歲的是鄧稼先，他們分別是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楊武之和哲學系教授鄧以蟄的孩子。數十年的友誼是從逮知了的大樹上，從彈玻璃球的泥地上開始的。這友誼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即將回國的鄧稼先與楊振寧、楊振平兄弟倆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後二十年，鄧杳無音信。
1972年，楊振寧第二次來華。有關部門批准鄧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舊傢俱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來木工，把鄧稼先的一箇舊書櫥打磨趕製，又匆匆裝上一面穿衣鏡，使之一天之內就變成了一個“嶄新”的大衣櫃；破舊的地板上了蠟，又有人從辦公室扛來沙發，送來了良種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彷彿是在戲臺上置景。鄧稼先默認了。
楊振寧來的那天晚上，大院裡特意放電影，把人們都引到電影場上。樓裡顯得別樣的清靜。楊振寧一進屋門，環視片刻，便徑直向書架走去。這已是一個純粹的醫學專家的書櫃，除了最顯著位置上的兩本毛澤東著作和厚厚一疊特意擺放的祖國風光明信片。
這次會面的氣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會面要自然和活潑得多。那一次是在賓館，大概這一次畢竟是在家中。楊振寧吃著西瓜，喝著汽水，一會兒直言不諱地評論中國“不能調動人的進取心”，一會兒說起他在美國蒐集的中國“文革”街頭小報，一會兒又談開了聯邦調查局。忽然，他問：“這是你們的家嗎？”
“是，是，”鄧稼先用事先統一過的口徑回答，“是許鹿希醫學院的宿舍。”
“怎麼沒有兒子的床？”楊振寧聰明過人。
兒子的床的確在佈置“客廳”時拆了。鄧稼先沒料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會看得如此精確。還是許鹿希反應敏捷，她忙打掩護：“兒子在爺爺家住。”
後來鄧稼先又請楊振寧吃了一次烤鴨。和他在一起，鄧稼先總感到有點緊張。他害怕童年時代的朋友會突然問起他的工作。可是楊振寧像是忘了這樁事。兩個物理學家都在有意選擇非物理學的話題。
這齣戲直到楊振寧離北京去上海時才結束。鄧稼先去機場送行，當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機坪時，楊振寧迴轉身，沉默了一會兒，終於問：“稼先，我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華人幫助搞的，他叫寒春，這是真的嗎？”鄧稼先的神情驚愕起來，他激動地張了張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會兒，他才說：“你先上飛機吧。”
飛機騰空不久，鄧稼先馬上向上級報告並請示了他遇到的提問。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可以告訴楊先生，中國的原子彈全部是由華人自己研製的。
激動萬分的鄧稼先迫不及待地寫了封信，立即交專人乘民航班機趕往上海。楊振寧是在上海市“革委會”為他餞行的宴會上接到這份急件的。當他拆開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鄧稼先的筆跡———“全部是由華人自己研製”時，淚水奪眶而出。
1957年，當楊振寧赴瑞典接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評委會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說稿。楊振寧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寫。”評委會說：“中文演說稿無法排印。”他堅定地回答：“那就請複製我的手稿。”
楊振寧常常從美國飛來。鄧稼先的家是他平靜而溫暖的港灣，在鄧稼先的身邊是自由的。
———你給我找輛腳踏車！
———幹什麼？
———我們一塊兒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讓嗎？！
———真遺憾。那我們談點什麼吧，宇宙不守恆定理？規範場論？
常常，他倆的談話就是一張紙一支筆。
那天在仿膳，席間，輕鬆的談話之餘，楊振寧忽然問：“稼先，從原子彈到氫彈，美華人用了七年，蘇聯人用了三年多，英華人用了四年，法華人用了八年，為什麼中國只用了兩年零八個月？”
鄧稼先沒有說話。他的神色突然變得嚴肅了。他知道這是楊振寧在心中憋了許久的一個問號，一縷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無法滿足朋友的探究心願。這不是一個人的秘密，是一個民族對於世界的秘密。沉默，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間的沉默。
出仿膳，鄧稼先夫婦陪同楊振寧到北京圖書館，楊振寧要查閱一本古籍珍本。許鹿希後來隱約記得，那是一本中國古代哲人的著作。楊振寧查閱完畢，在許鹿希的小本上寫下了這樣幾句話：似至晦實至明似至難實至易似至繁實至簡。1986年5月30日下午，楊振寧去醫院看望術後不久的鄧稼先。當他滔滔不絕地對鄧稼先談起世界前沿科學的進展情況時，鄧稼先的額上正沁出一粒粒虛汗。
6月13日，是楊振寧離北京回美國的日子，他又一次來到醫院。兩雙手———打牆球的手，寫物理公式的手———握緊又握緊———是真正的告別，不再是“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