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華夏大地並不是個統一的國家。

上古時期還是個萬邦林立的時代，像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紅山文化等基本都是各自為政。儘管《史記·五帝本紀》中似乎五帝時期就是統一國家了，但更多來自戰國秦漢為了大一統需要的託古改制。上古時期還是所謂的“氏族社會”，並沒有統一的條件。

夏商時期已經走進早期國家階段了，二里頭遺址被考古工作者認為是“最早的中國”，但是當時華夏大地仍然不是統一的國家。儘管我們習慣說“夏朝”“商朝”，但實際上夏國和商國只是在當時無數政權中地位最高的一個，其他氏族部落和夏國、商國的關係比較鬆散，時降時叛。晁福林先生將這個時期命名為“氏族封建制社會”。

西周初期將王族子弟分封到全國，但西周仍然不是完全的大一統國家。諸侯國一方面是周天子的臣，一方面又是國內的君。理論上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諸侯在自己國內有世襲治理權。另外在周國和諸侯之間，還存在不少蠻夷戎狄，和周天子關係同樣比較鬆散。晁福林先生將這個時期命名為“宗法封建制社會”。

春秋時期諸侯又分封卿大夫，卿大夫在自己封地儼然也是一國之君，甚至有對諸侯取而代之的“三家分晉”和“田氏代齊”。戰國初期各諸侯國開始改革，將卿大夫的封地改造為國家的郡縣，這樣一來諸侯國才真正實現統一。而秦始皇統一六國、百越，並且設定郡縣管轄，這樣一來才真正實現了華夏大地的統一。

那可不是真正的統一，夏商周從比邦聯還散的一個部落結合體到邦聯，就連聯邦都算不上。但是後期出現了民族統一觀念，春秋戰國時期觀念成熟，開始謀求真正的統一，政治上的統一，在夏商周三代，雖然整個中原地區看似是一個統一的王朝，但實際上與西方同時期興起的強大國家並沒有太大區別，都是以王朝最高管理者將土地進行分封，並沒有建立完全意義上的中央集權的統一制度。簡單的土地分封而形成的國家這種暫時的統一體，並不會成為一種固定的統治模式，當中央和領導者陷入混亂實力下降時就會重新陷入戰國狀態。

華夏民族的統一觀念究竟成型於何時？暫且不得而知，但至少華夏民族的統一觀念是東西方歷史當中成熟較早的。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這種統一的觀念就已經成型。明確將其作為國家戰略的應該是秦國。而系統地提出華夏統一概念的應該是戰國時期的法家學派。注意法家所強調的統一，就是如今我們所說的中央集權制的真正統一。而儒家所強調的統一，依然是以禮樂制度為基準，實行土地分封制的形式上的統一。當然，只有真正的中央集權制才是統一的真實表達。而秦國成為法家思想的是實際完成國家，這種最開始的政治觀念，在商鞅變法後的秦國屢次被提及。

即便被秦國打得毫無還手之力的六國，實際上也並不否認華夏之統一。只不過各自認為都應該由自己實現華夏的統一。當然其他六國並沒有這種實力，也沒有清晰的國家發展戰略和這種統一理念。山東六國明君在位置時，也都萌生過這一想法，但終究因為後繼無人而並沒有真正成型，秦國奮六時之餘烈。即便有法家的中央集權制，統一的理論基礎也依然在統一的道路上走了130餘年。直到後二三十年才真正的提出成熟的中央集權制的統一理念，並付諸實施。而在秦國統一六國之前，華夏種族的民族統一觀念就已經發揮了極大作用。

（秦國是政治統一，統一六國。而民族統一，更多的是指一種觀念上的統一，就是華夏族群不分各國區別而統一稱之為華夏諸族和華夏諸國與附近的戎狄相對應。）這種華夏的集體民族觀位置後，政治統一的觀念奠定了基礎。並且在抵禦戎狄時發揮了重要作用。管仲與齊宣王實行尊王攘夷的鬥爭策略，也是在華夏民族統一概念提出之後所作出的政治舉動，到了戰國時期，秦趙共同禦敵。對付北邊匈奴。更是民族統一觀的體現。當然，兩者共同對付匈奴，還是兩者真正成為戰略對手之前。雖然不見正史詳細記載，但至少歷史事實證明，秦趙兩國對於共同抵禦匈奴宣照不宣。

首先，在趙武靈王領兵北擊匈奴時，秦國有很多機會趁虛而入進攻趙國，但都放棄了。在秦國與趙國在長平對決之時。趙國北部騎兵精銳也並未參戰，至始至終都駐紮在北方抵禦匈奴。在秦國滅趙之時，北方的騎兵主力也只南下一半。趙國依然將精銳部隊留在了北方。在整個統一戰爭期間，秦王贏政也似乎將帝國的精銳交給了上將軍蒙恬，即便帝國統一之後，秦王也依然將反擊匈奴，修築長城作為頭等大事，甚至在秦帝國瀕臨滅亡之時。駐紮在九原郡的秦國精銳也並未悉數南下，而是選擇留在本部防禦邊患。

這並不單單是一個國家對整個民族的責任。無論其他戰場發展到何種程度。即便亡國，秦國和趙國都守住了華夏民族的北大門，不得不說，春秋戰國時期的華夏民族觀，框定了整個民族統一和崛起的脈絡。相比之下，西方的日耳曼民族便遜色很多。我們經常將日耳曼民族說成是日耳曼諸蠻族。總將其分為法蘭克人，西哥特人，東哥特人，汪達爾人，完全是按部落血統劃分。在這種血緣劃分延續到了政治上的劃分，就成為西方分裂的根源。導致在政治上西方長期分裂。

統一集權制國家，奠定了基本區域。秦得蜀地，滅犬戎，克百越，擊諸胡；行郡縣制，車用軌，書同文。秦後諸朝，以秦製為先，天下混宇為一。夏商周，天子只統治一小塊，其他各地均有自己的地盤，文字，風俗。若天子弱，諸侯強，天下分崩離析。

對中國上古的帝王世系，早在戰國末期的鄒衍（就是《尋秦記》裡琴清姑娘的師傅鄒老夫子），就透過創造“五德終始說”，進行了初步的建構。

在鄒衍的設定裡，以黃帝為土德，夏禹為木德，商湯為金德，周文王為火德，以上是四個帝王及其代表的朝代。不是“五德”嗎？以上為四德，還有一“德”，他沒有說是誰，等於設了一個填空題，等著某一家去對號入座。但鄒衍透過五行相剋的關係明確了，這個將取代周（火德）而興的新朝代，必為水德。眾所周知，後來秦統一天下，接受了五德終始說，主動填了這個空，這便是秦王朝，而秦自命為水德。

（圖中的“？”，是鄒衍沒有明說，而等著某一個大一統王朝去對號入座的）

透過這條線索可見，鄒衍將“中國”（或華夏）開國之始，追溯到黃帝，黃帝以下為夏、商、周，然後是秦。這雖是鄒衍的“發明”之功，但也大致代表了那個時代的普遍意識——我們也看到，這個世系是不完整的，比如其中就沒有堯和舜，而堯舜禹是春秋中後期的孔子，就已大為推崇的上古“聖王”。

鄒衍之後，司馬遷在《史記》中重新進行了一次“整齊”。司馬遷寫的史書，故注重雅信，對於伏羲女媧和炎帝神農（以上三位合稱“三皇”）這些神性十足的人物，就沒有多費筆墨，《史記》也是從黃帝開始記起的，第一篇便是《五帝本紀》，是這幾位“帝”：

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顯然，《史記·五帝本紀》比鄒衍的“五德”系統更為完整，堯舜禹都有了，沒有大的斷節。

在司馬遷之後，在此進行帝王世系整理的，是西漢末年的劉歆。他根據政治需要而編造的新世系，愈加豐富飽滿，當然，它同時離歷史的真實也更遠了。具體內容在此不贅。

透過以上簡略的介紹可知，先秦時，還沒有統一的華夏觀念，但“帝王中心意識”非常強烈，並以此為中心進行了不斷的補充與豐富，什麼堯舜禹和黃帝都產生了（據顧頡剛先生的古史層累說，這幾位帝王的形成是個“反背”，也就是系統裡愈早的帝王，出現的愈晚，比如“中華開國帝王”黃帝，恰恰是最晚才出現的。顧先生認為黃帝是戰國時期由齊華人想象出來的，這也是為什麼同為齊人的鄒衍那麼推崇黃帝的緣故）

春秋時，孔子經常“三代”（夏商周）並舉，但他同時也常哀嘆，夏商史料“不足徵”，大約這兩個朝代主要存在人們的記憶和傳說中，而極為缺乏實物遺物，就是夏、商兩代的後裔所建之國：杞國和宋國，也幾乎看不到相關的文獻。所以“鬱郁乎文哉”的，只是周；孔子所能“從”者，也只是周。

商代最後為考古所證明，是在近代殷墟甲骨文發現之後；而當代考古正在一步步揭開夏王朝的神秘面紗。然而夏商統治的許多實態，至今仍是迷。

無論是從文獻、文物，還是考古遺址遺蹟的方面來說，人們最瞭解的，還是“兩週”，尤其是東周（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所記就是春秋時期的史事）。而“兩週”八百年，東周包括春秋與戰國，時間也長達五百年。由於史料的豐富，後人（包括戰國時的諸子們）對西周以來的歷史發展脈絡也愈發清晰，即：周滅商，開始實行地域廣泛的分封制（主要在江淮漢以北的中原，即最本源的“中國”），而周以外皆為夷狄（包括楚）。

西周毀滅於西戎的入侵，平王東遷後，周天子影響力急劇衰落，諸侯國加快獨立發展。隨著各國的發展壯大，分散的天下開始形成向心的凝聚力，體現在一系列“尊王攘夷”的政治軍事活動，南方的楚國、吳國、越國也加入進來。戰國時期，兼併戰爭熾熱激烈，大量的小國被吞併，最後只剩下“七雄”，而秦、齊、楚、燕、趙、魏、韓這七個大國，已經構成未來大一統“中國”的基本版圖。

秦透過戰爭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大一統”（而不是過去作為一種政治理念，以“尊王”為符號的大一統），秦在併吞六國後，繼續向南發展，第一次奠定了中國的版圖，長城以內的疆域，從此成為中國“本土”（據此，只要完整佔有它，就是大一統王朝，比如宋、明，皆是如此，而不必兼有長城內外，西及西域，東到東北，才是大一統）；而“中國”也自秦統一才“過了江”，從此中國不再只是北方中原的代稱，凡秦之故土，無論南北，皆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