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之戰失敗後，隻身逃回白帝城永安宮中的劉備，為悲憤和羞愧交加，痢疾小疾竟轉為沉痾。自知將不久人世，從成都召來丞相諸葛亮託咐後事，口授了一道稀世遺詔：“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見《三國志·先主傳》）。
諸葛亮雖然想受“十錫”直接做皇帝，但是卻受複雜的形勢制約而難以實現。以當時形勢觀察，諸葛亮根本無法做皇帝。 受涿州籍、益州籍兩股勢力的掣肘 。
劉備集團主要成員的構成，與曹魏、孫吳有很大不同，以曹操、曹丕為首的曹魏集團，是以夏侯敦、夏侯淵、曹仁、曹洪、曹彰、曹真、曹休、夏侯尚等家族子弟為核心的，其他非曹姓成員則來之於五湖四海，不可能形成地域性的幫派勢力。
孫權集團的主要成員，大多來之於東南一隅，經歷孫堅、孫策、孫權三世而逐漸凝聚，也不可能形成地域性幫派勢力。
由於劉備經歷坎坷，這一集團的主要成員大體來之於三個方面，
其一是涿州籍官員。他們從劉備招幕兵勇參加鎮壓黃巾農民大起義開始，主要成員有關羽、張飛、趙雲、魏延、陳到、劉琰等將領，有糜竺、孫乾、簡雍等文臣。這些人是久經失敗考驗，始終如一的死士，是棒打不散的“鐵哥兒們”。
其二是荊州籍官員，主要成員有諸葛亮，龐統、馬良、陳震、伊籍、廖立等謀臣文官，有黃忠、申耽、申儀、劉封、馮習、張南、霍峻等將領。
其三是益州籍官員，主要成員有許靖、秦宓、呂乂、彭羕、費詩等文官，有王連、張裔、楊洪、黃權、孟達、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鄧芝、張翼、楊戲等將領，更有法正，李嚴等文可安邦、武可定國的全才。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農民階級的畛域觀念特別嚴重，它反映在社會政治領域，就是幫派意識，流氓階層則更為強烈。以籍貫地域形成政治幫派的，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
劉備儘管出身於破落貴族，小時跡近於市井少年；圖謀自立中又以“投奔”作掩護，從而獲得“梟雄”這一十分醜惡的綽號。但是劉備又是非常人，雖然其文治武功都很平平，但善於待下卻是突出的優點，具體表現在禮賢下士，通達寬容，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等方面，所以其核心成員雖來之三個方面，他都能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加以延攬和使用。
但是請注意，在成都自稱漢中王及稱帝之後，他派往外地鎮守一方的軍政大員，是以涿州籍為主。劉封雖系荊州籍，但被劉備收為義子，這種血緣關係的無機延伸使他獲得了殊榮，自然成為涿州籍的重要成員，故而以副軍中朗將之職駐節上庸（今湖北房縣），統領宜都太守孟達，徵北將軍申耽，西域太守申儀等，也成為藩屏皇室的一路諸侯。
文官中，涿州籍亦佔重要地位，糜竺雖然才能平平，劉備奪得荊州後，仍拜其“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右，賞賜優寵，無與為此”。（見《三國志·糜竺傳》）孫乾、簡雍等大致如此。 諸葛亮雖然籍貫山東沂南縣，但他是從荊州發達的，且和荊州士人源淵很深，從後來的作為看，他不僅自認荊州籍，且成為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
荊州籍中，龐統、黃忠等對奠定西蜀政權的貢獻最大，但龐統戰死於雒城，黃忠獲得後將軍爵位後不久病死，特別是關羽荊州失敗，劉備猇亭失敗時，荊州籍官員損失最大，侍中馬良被殺，大都（元帥）馮習、先鋒張南均死於戰場，申耽、申儀投降曹魏，殘留荊州籍官員之中，受到劉備晚年重用的，僅諸葛亮、董和兩人。
益州籍地位十分特殊，儘管他們與劉備交往其淺，但是劉備要把益州作為鞏固的後方，就不得不重用蜀人，自然要起用一大批素無淵源的益州籍軍政精英，法正以卓越的軍政才能和反戈投奔的功勞，被任命為京畿之地的“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成為劉備麾下的第一人。
諸葛亮擔當丞相後，雖然強調“寬濟以猛”（即以嚴刑峻法替代劉璋時代的法制松馳）的治蜀原則，但對法正揚眉吐氣後，多次挾嫌報復殺人傷人的違法行徑，也只能緊閉雙眼聽之任之。
劉璋時的蜀郡太守許靖曾對劉備鼠首兩端，更加之徒負虛名缺乏才能，劉備雖然很蔑視，依然使他在三年中完成了仕途“三級跳”，即公元一一八年任左將軍長史，第二年任太傅，第三年又升為司徒，班列僅次於諸葛亮。而鎮邊的將領中，益州籍亦為數不少，僅降庲都督一職，先後有鄧方、李恢、張翼、馬忠等；劉備東征孫吳時，率偏師於江北側應的鎮北將軍黃權也是益州籍；及至諸葛亮時代，益州籍的鄧芝、王平、張嶷、馬忠等，都以軍功才能成為西蜀的重要將領。
永安宮託孤並不只諸葛亮一人，而是“託孤於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而且加封其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見《三國志·李嚴傳》）相比較之下，荊州籍將領沒有了獨當一面的人物。 三種勢力只所以能較好地結合起來，都因為劉備的善於攏絡和平衡關係。劉備之後，雖然諸葛亮掌握國柄，但是涿州籍、益州籍文武大員，依然把希望寄託於以劉禪為代表的蜀漢政權，榮辱與共，不可能預設皇權轉移。
夷陵之戰失敗後，隻身逃回白帝城永安宮中的劉備，為悲憤和羞愧交加，痢疾小疾竟轉為沉痾。自知將不久人世，從成都召來丞相諸葛亮託咐後事，口授了一道稀世遺詔：“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見《三國志·先主傳》）。
諸葛亮雖然想受“十錫”直接做皇帝，但是卻受複雜的形勢制約而難以實現。以當時形勢觀察，諸葛亮根本無法做皇帝。 受涿州籍、益州籍兩股勢力的掣肘 。
劉備集團主要成員的構成，與曹魏、孫吳有很大不同，以曹操、曹丕為首的曹魏集團，是以夏侯敦、夏侯淵、曹仁、曹洪、曹彰、曹真、曹休、夏侯尚等家族子弟為核心的，其他非曹姓成員則來之於五湖四海，不可能形成地域性的幫派勢力。
孫權集團的主要成員，大多來之於東南一隅，經歷孫堅、孫策、孫權三世而逐漸凝聚，也不可能形成地域性幫派勢力。
由於劉備經歷坎坷，這一集團的主要成員大體來之於三個方面，
其一是涿州籍官員。他們從劉備招幕兵勇參加鎮壓黃巾農民大起義開始，主要成員有關羽、張飛、趙雲、魏延、陳到、劉琰等將領，有糜竺、孫乾、簡雍等文臣。這些人是久經失敗考驗，始終如一的死士，是棒打不散的“鐵哥兒們”。
其二是荊州籍官員，主要成員有諸葛亮，龐統、馬良、陳震、伊籍、廖立等謀臣文官，有黃忠、申耽、申儀、劉封、馮習、張南、霍峻等將領。
其三是益州籍官員，主要成員有許靖、秦宓、呂乂、彭羕、費詩等文官，有王連、張裔、楊洪、黃權、孟達、李恢、呂凱、馬忠、王平、張嶷、鄧芝、張翼、楊戲等將領，更有法正，李嚴等文可安邦、武可定國的全才。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條件下，農民階級的畛域觀念特別嚴重，它反映在社會政治領域，就是幫派意識，流氓階層則更為強烈。以籍貫地域形成政治幫派的，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
劉備儘管出身於破落貴族，小時跡近於市井少年；圖謀自立中又以“投奔”作掩護，從而獲得“梟雄”這一十分醜惡的綽號。但是劉備又是非常人，雖然其文治武功都很平平，但善於待下卻是突出的優點，具體表現在禮賢下士，通達寬容，知人善任，平易近人等方面，所以其核心成員雖來之三個方面，他都能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加以延攬和使用。
但是請注意，在成都自稱漢中王及稱帝之後，他派往外地鎮守一方的軍政大員，是以涿州籍為主。劉封雖系荊州籍，但被劉備收為義子，這種血緣關係的無機延伸使他獲得了殊榮，自然成為涿州籍的重要成員，故而以副軍中朗將之職駐節上庸（今湖北房縣），統領宜都太守孟達，徵北將軍申耽，西域太守申儀等，也成為藩屏皇室的一路諸侯。
文官中，涿州籍亦佔重要地位，糜竺雖然才能平平，劉備奪得荊州後，仍拜其“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諸葛亮）之右，賞賜優寵，無與為此”。（見《三國志·糜竺傳》）孫乾、簡雍等大致如此。 諸葛亮雖然籍貫山東沂南縣，但他是從荊州發達的，且和荊州士人源淵很深，從後來的作為看，他不僅自認荊州籍，且成為獨一無二的代表人物。
荊州籍中，龐統、黃忠等對奠定西蜀政權的貢獻最大，但龐統戰死於雒城，黃忠獲得後將軍爵位後不久病死，特別是關羽荊州失敗，劉備猇亭失敗時，荊州籍官員損失最大，侍中馬良被殺，大都（元帥）馮習、先鋒張南均死於戰場，申耽、申儀投降曹魏，殘留荊州籍官員之中，受到劉備晚年重用的，僅諸葛亮、董和兩人。
益州籍地位十分特殊，儘管他們與劉備交往其淺，但是劉備要把益州作為鞏固的後方，就不得不重用蜀人，自然要起用一大批素無淵源的益州籍軍政精英，法正以卓越的軍政才能和反戈投奔的功勞，被任命為京畿之地的“蜀郡太守，揚威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成為劉備麾下的第一人。
諸葛亮擔當丞相後，雖然強調“寬濟以猛”（即以嚴刑峻法替代劉璋時代的法制松馳）的治蜀原則，但對法正揚眉吐氣後，多次挾嫌報復殺人傷人的違法行徑，也只能緊閉雙眼聽之任之。
劉璋時的蜀郡太守許靖曾對劉備鼠首兩端，更加之徒負虛名缺乏才能，劉備雖然很蔑視，依然使他在三年中完成了仕途“三級跳”，即公元一一八年任左將軍長史，第二年任太傅，第三年又升為司徒，班列僅次於諸葛亮。而鎮邊的將領中，益州籍亦為數不少，僅降庲都督一職，先後有鄧方、李恢、張翼、馬忠等；劉備東征孫吳時，率偏師於江北側應的鎮北將軍黃權也是益州籍；及至諸葛亮時代，益州籍的鄧芝、王平、張嶷、馬忠等，都以軍功才能成為西蜀的重要將領。
永安宮託孤並不只諸葛亮一人，而是“託孤於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為副，”而且加封其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見《三國志·李嚴傳》）相比較之下，荊州籍將領沒有了獨當一面的人物。 三種勢力只所以能較好地結合起來，都因為劉備的善於攏絡和平衡關係。劉備之後，雖然諸葛亮掌握國柄，但是涿州籍、益州籍文武大員，依然把希望寄託於以劉禪為代表的蜀漢政權，榮辱與共，不可能預設皇權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