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閥政治：東晉是門閥政治發展的鼎盛時期，皇權衰落。司馬睿稱帝有賴於南方官僚士族的擁戴，東晉政權建立之初，先後平息王敦和蘇峻之亂，統治趨於穩定。宗室、外戚和門閥大族王、謝、庾、桓先後共同支配著王朝政局。

永昌元年，晉元帝司馬睿死在了宮中。他死前已經心灰意冷。他建立了東晉，卻作為失敗者死去。

在他死的這一年，這個世界已經到了無比混亂的地步。在半年多以前，他的大將王敦剛發動了一次針對皇帝的戰爭，皇帝的軍隊完敗，奮威將軍侯禮戰死，尚書令刁協在逃跑途中 被賊軍殺害，鎮北將軍劉隗乾脆投奔了北方的胡人石勒。

王敦佔領了首都後，晉元帝只好寫信給他：“如果你心裡還有晉，就息兵讓天下安定一會兒吧。如果你心裡已經沒有了，我就回我的琅琊（晉元帝當皇帝前，是琅琊王），退位讓賢。”

王敦選擇了暫時息兵。他當上了丞相，掌管了晉的軍政大權，加封武昌郡公，封邑達到一萬戶。不過，不要以為他滿足了——從這時起，王敦大肆殺戮對晉室忠誠的將領，在晉元帝的眼皮底下為禪讓做準備。東晉的領土內，紛爭叛亂不斷。

在東晉外圍，蜀地的賊寇張龍入侵了巴東，北方的胡人石勒更是侵襲不斷，這一年他騷擾河南，攻陷太山、襄城，就連晉元帝的老根據地琅琊都叛逃歸了石勒。這一年，東晉還發生了大瘟疫，疫區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二三十。

就在這一片淒涼中，晉元帝離世，將不確定的未來留給了他的繼任者。

幸運的是，王敦的篡位沒有成功，這個風雨飄搖的政權又存在了近百年。然而，東晉的現實卻已經在開創者的軟弱中定了型。

之後，這個不幸的朝代又經歷了蘇峻和祖約的叛亂、桓溫的擅權、前秦的淝水之戰、孫恩的叛亂，以及桓玄的短暫稱帝。東晉政權如同一葉扁舟在風浪中顛簸，最終被劉裕的宋所取代。

在東晉這個孱弱的朝廷中，皇帝已經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他之所以存在，只不過是因為世家大族們商量不出一個公認的領袖來取代他，不如讓司馬氏繼續幹著。至於皇帝的權威，則早就被剝奪得一乾二淨。

然而東晉又是一個名士層出不窮的時代，這些名士語不驚人死不休，放浪形骸卻又滿腹經綸。這還是一個奢侈之風橫行的時代，各大族倚仗著鉅額財富，揮霍、宴樂充滿了史書，使人很難相信這是一個戰亂和悲劇的時代。

但戰亂就在身邊，不斷失敗的北伐，權臣當道，北方和西部的胡人侵擾，內部的紛爭充斥，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絕對感覺不到幸福。

可以說，這是一個少數人的天堂時代，也是多數人的煉獄時代。一個有利於豪族，卻對皇權和普通人不利的時代。

皇權之所以衰落，是因為東晉本身就是一個客居的政權。它是在原本東吳的地盤上建立起來的，甚至連東吳的社會結構都沒有理清。北方陷入了戰亂，晉元帝倉皇南逃，東晉只不過是他建立的流亡政權。

南渡後，元帝檢視國庫，發現整個國庫只有四千多匹布。到後趙皇帝石勒向南進攻時，晉元帝懸賞石勒的人頭，價格是一千匹布。

在這個政權中，一切都是臨時措施，晉武帝制定的土地改革計劃早已經被放棄，因為東吳本來就缺乏土地，根本不可能給每個人都分配法律規定的土地數量。

在東晉時期，財政上有兩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土地和人。

所謂土地，指的是政府需要知道詳細的土地資料，來作為課稅的依據。東晉建國時，由於原本南方的貴族佔據了太多免稅的土地，政府能夠課稅的資源本來就少。司馬氏南逃後，許多北方的貴族世家也跑到南方來購買和霸佔土地，土地更加成為稀缺資源。所以，政府的第一要務是查清能夠課稅的土地有多少。

所謂人，又牽扯到東晉時期一個特有的問題：僑民。由於蠻族佔領了北方，許多北方的漢人都逃到了南方。這些南逃的人，擠在了原本就不發達的南方。

最初，這些南逃的人都盼著有一天能夠回到北方，認為只是暫時居住在這裡。他們沒有戶籍，後來，政府為了便於管理，給他們發了臨時身份證。那些原住民的永久身份證用黃色木片登記，所以稱為“黃籍”，臨時身份證則用白色的紙登記，稱為“白籍”。

在白籍聚集的地方，按照他們在北方的居住地，設立了許多僑郡和僑縣。這些僑郡僑縣和北方的郡縣同名，但地處南方，只管人，沒有土地或者只有少量土地。僑郡僑縣只有其名，沒有其實。

白籍的人除了世家和官員，大部分在南方都沒有土地，他們依靠打工為生，寄身於有土地的豪族門下，成為佃客。困擾著中央政府財政的豪族佔地、佃客失控現象都愈加嚴重。

不過，白籍比起黃籍來，並非完全處於劣勢：由於他們沒有土地，不用向政府繳納土地稅；而政府為了優待這些從北方逃難的人們，也免除了他們的勞役。於是這些人就徹底脫離了體制，與中央政府脫鉤了。

除了白籍之外，還有一些什麼戶籍都沒有的人，被稱為浮浪人。這些人口沒有固定工作，沒有戶籍，更難管理。因此，為了王朝能夠長治久安，為擁有穩定的財政收入，清查土地和人口，就成為東晉政府必須去做的事務。

首先，這個問題怪不得別人，只能怪司馬家的子孫們無能。這些皇帝們，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不是早死，就是不學無術，有的還有特殊癖好。自己無能，怎能怪得了別人？

其次，兩晉採用的九品中正制的選官制度，讓士族勢力越來越大，到最後尾大不掉，皇帝幾乎沒有不可能靠個人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通常是用一方打壓另一方，打壓之後，被利用的這一方又起來了。反正是士族輪流說了算，就是皇帝說了不算

另外，皇帝連續短命。幼年登基，皇帝自然沒有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別說兩晉，其他朝代也是外戚，大臣，宦官輪流坐莊，就是皇帝不坐莊。

司馬睿建立東晉就是依靠了琅琊王氏的力量，得了人家的好處，怎能不回饋

衣冠南渡，皇帝是外來人，江南有大族，北方南遷的也有大族。不依靠大族皇位就坐不穩啊。可惜，東晉皇帝沒有一個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上層社會奢侈成風，攀比成風，能和自己臣子比賽炫富的皇家誰會尊重？再者晉朝皇帝很多都短命，導致外戚專權，世家大族之間也錯綜複雜，官員基本就是世襲和拖關係（王羲之官職是右軍），皇帝動一個大臣就可能牽連半個朝廷，不大權旁落才怪！（所以說科舉制很牛）

“王與馬共天下”可不是白說的，當時八王之亂已經把司馬家的元氣毀的差不多了，五胡亂華，衣冠南渡，司馬睿在江東只能依靠渡江而來的南遷士族與江東本地的大族進行統治，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王家，王敦與王導兩兄弟一個在外掌軍權，一個在內掌政務，後來王敦謀反，司馬睿一點辦法都沒有，連王導他都不敢動，最後只能憂慮而死，而他的兒子晉明帝雖然很厲害，但是活的太短了，平定了王敦之後，過了一段時間就死了，之後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皇權從一開始就沒有振興過，又何談旁落呢。

東晉一朝政治最大的特點就是門閥政治，世家大族幾乎把持了全部的朝政，皇帝雖然在其位，卻無法主其政，琅琊王氏、潁川庾氏、譙國桓氏、陳郡謝氏幾個大族輪流執政，皇權旁落，士族門閥的特權大大的超過了西晉時期的門閥。一方面是因為東晉司馬氏建立皇權離不開這些世家大族的支援與輔佐，建國之後也在政治、軍事事務上多有倚重。一方面世家大族也不斷的透過制度來擴張自己的權勢，形成了“舉賢不出世族”這樣的局面，而且門閥之間盤綜錯節的關係也使得彼此之間儘管權鬥，但是並不會傷害制度本身。

當然門閥勢力的擴張也引起了皇帝的不滿，曾經有兩次比較大的皇權與士族相爭的矛盾，一個是晉元帝、晉明帝在位期間的“王敦之亂”，一個是晉成帝時期的“蘇峻之亂”。當年琅琊王氏輔佐支援晉元帝司馬睿登上皇位，因而在朝廷中獲得了特殊地位，“王與馬，共天下”正是形容當時琅琊王氏的權勢。可想而知，作為皇帝的司馬睿並不是很開心有這樣的局面，想要進一步擴大皇權。所以有一段時間開始疏遠丞相王導，轉而重用南方大族戴淵以及北方大族刁協等人，制約王敦。但是後者利用大族對政府不滿情緒，聯合南方的大族吳興沈氏“清君側”，最終原本支援皇室的這些大族都被殺害，到了晉明帝即位之後，王敦再次叛亂，卻中途病死，王氏才略微受到削弱。

東晉初年的這兩次世家大族的叛亂正是說明其地位以及勢力在當時是強大的，儘管最終的勝利者是皇權，但是不得不說幾次勝利都是險勝，並非是憑藉著自己的實力勝利的，同樣需要倚重其他世家大族的力量來對付叛亂。這樣一來，東晉的皇室實際上並沒有從根源上擺脫世家大族的控制。

這要從“王與馬，共天下”的起源說起，以及為什麼東晉開國皇帝是司馬睿。這是個大問題，我儘量回答的簡略一些。如果覺得我講的不夠詳細，推薦看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

王衍出自琅琊王氏，在西晉是高階士族（此時並非頂級，但是也人才輩出，琅琊王氏真正成為頂級門閥是過江以後）。我在很多魏晉的相關回答中都寫過，魏國曹爽執政的正始年間，何晏、王弼、夏侯玄愛好莊子之說，擅長談玄，開啟了一股清談玄學之風，為魏晉談玄之始。但是玄學真正開始流行，並且日後成了江左南朝士族學問主流，就是從王衍開始的。王衍清秀俊郎，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就曾感慨，是什麼樣的婦人生出了這樣的兒子，但是也預言，將來誤天下的也許就是此人。王衍名氣很大，自比子貢，為士人所傾慕，甚至大部分士人都覺得他是未來計程車族領袖。所以，談玄，漸漸地就成為了當時的風尚。很多儒學大家，尤其是後來過江的江左僑姓士族，都由儒學入玄。但是歷史證明，大部分談玄計程車族，除了少數像王導、謝玄一樣實幹外，大部分都是清談誤國型別。

西晉八王之亂，這場耗盡了西晉所有力量的內耗，其實主因都可以歸結成一條，那就是司馬炎和司馬攸的皇位之爭，其他原因都是這條主因所導致的。司馬攸是司馬昭幼子，過繼給了司馬師，所以宗法上相當於司馬師的嫡長子。司馬昭一直被認為是繼承了司馬師的功業，因而司馬師也被追封為帝。再加上司馬昭本人極其喜歡幼子司馬攸，曾經指著自己坐的位子說，這位置將來是桃符的（司馬攸小名），所以司馬攸當皇帝的呼聲特別高。武帝司馬炎建立西晉後，司馬攸繼位的呼聲一點沒有減弱。為此，司馬炎不得不立自己的嫡長子（之前的早夭），但是智力有缺陷的司馬衷為太子。然後設計了一套頂級門閥弘農楊氏外戚加上宗室最長者、司馬懿第四子汝南王司馬亮輔政的陣容。結果這套陣容自己火併，外加被有野心的皇后賈南風一窩端，權力格局被打破，但是在賈后的統治下，西晉政權也安穩了近十年。直到賈后殺了太子司馬遹，趙王司馬倫矯詔殺賈南風，並且篡位，局面徹底失控，弱智的惠帝司馬衷無力掌控局面，給了外地實權宗王武力干涉中央的藉口。外地宗王本來只有王國衛隊，並被西晉中央嚴格監控，掀不起大風浪，但是武帝司馬炎初期，鑑於自己子嗣年幼，西晉初立，就派宗室裡的叔叔輩諸王在外地出鎮，按曹魏時期就有的制度，加都督XX州軍事頭銜，掌握了各地的野戰軍。武帝后期，為了司馬衷能安穩繼位，開始陸續封自己的子嗣為王，而賈后掌權後，也開始派武帝系諸王出鎮外藩。從此，掌握了野戰軍的諸王，在八王之亂中，徹底將西晉的軍事精華毀滅。

最後掌權的是宗室疏屬東海王司馬越，而王衍，是當朝的司徒。面對滿目瘡痍的中原大地，王衍不思如何治理國家，而是開始想後路。當時，自稱是和親後代，有漢室母系血統，同時又從小長在洛陽，身受漢文化薰陶的匈奴人劉淵已經起兵建立漢國，並且攻擊西晉。王衍於是給東海王司馬越出了“狡兔三窟”之計。在司馬越的默許下，王衍自己坐鎮洛陽，弟弟王澄出鎮荊州，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這就是未來“王與馬”的雛形。一旦天下有變，司馬越將與王衍一起，南渡或者東進。而揚州，司馬越沒有派王氏子弟出鎮，而是選擇了自己比較信任的，同為宗室疏屬的琅琊王司馬睿。之前，司馬越和成都王司馬穎對攻時，司馬睿曾經替司馬越看守過徐州後方，因此深得信任。但是司馬睿素無威望，又無軍功，在司馬越看來，司馬睿只是替自己看家的。巧合的是，士族中，琅琊王司馬睿只與王導交好。王導也是琅琊王氏子弟。所以，在揚州，形成了一個弱化盜版的“王與馬”。

在匈奴漢國的攻擊下，司馬越帶著王衍率領西晉最後的主力出逃，把晉懷帝孤零零留在了洛陽，結果司馬越突然病死了。王衍率領軍隊要返回東海國，在路上被石勒擊敗，王衍被石勒殺死。這樣，原本的“王與馬”沒了，弱化版的“王與馬”從盜版變成了正版。所以，東晉能開國，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偶然。未來的東晉政治軍事格局，處處都能追溯和聯絡到司馬越和王衍。

南方江左士族，是一群特殊的群體。在東漢末年，這些人反對孫策，但經過孫權以及後來吳國的幾位君主治理，尤其是吳國滅亡後，江左士族備受中原士族歧視，導致南方的世家大族一直想找一位孫策一樣的人物，重新統領江東，維護江左士族的利益。之前軍閥陳敏本來最有希望成為“孫策”，但是“吳四姓”等南方大姓，尤其是顧榮（東吳丞相顧雍之孫，與陸機陸雲同時入洛）看出了陳敏成不了氣候，所以暗中幫助鎮壓陳敏。琅琊王司馬睿出鎮建康以後，他的威望實在是太低了，南方士族根本就不看好他，甚至輕視他。司馬睿本身又無軍隊實力，於是，剛剛成為正版的“王與馬”權力結構發生了逆轉，琅琊王司馬睿要靠琅琊王氏，即王導和王敦的輔佐，才能在江左站穩腳跟。

依靠著王導及一干過江的中原士族，也就是後來所謂的江左僑姓士族，司馬睿得到了本地士族的支援，尤其是顧榮的支援，開始站穩腳跟。洛陽陷落懷帝被俘虜後，原中原司馬越系各藩鎮共推司馬睿為盟主，但是江南江州刺史華軼不服，杜弢又在荊州作亂，在討平江南的過程中，王敦逐漸掌握的軍權，開始控制荊州上游，而王導控制中樞，開啟了東晉上游荊州和下游揚州的之爭，這種爭鬥伴隨了東晉政權的始終。所以，東晉建國一始，就大權旁落，後來繼位為皇帝的琅琊王司馬睿完全是擺設。

司馬睿不甘心大權旁落，遂重用寒門人士，劉隗和刁協，反制琅琊王氏，直接導致了王敦的第一次起兵清君側，並且攻佔了京師建康。司馬睿從此號令不出宮門。王導表面上天天向司馬睿請罪，但暗地裡支援王敦。但王敦此時有了取而代之的想法。東晉門閥政治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均衡”二字，互相制衡，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期，誰都沒有逆勢而為的能力，得知王敦有篡位想法後，王導又聯合其他士族轉而支援司馬睿。東晉司馬家扛過了第一次大亂。

這時，出現了一個著名的人物，叫郗鑑。當時中原大亂，出現了很多流民，東晉政府多將他們安置在江北，不允許過江。一來南方好的土地已經被先期過江的僑民及士族佔領，而這些僑姓士族和南方本土士族已經有很大矛盾了，新來的流民會帶來更多的矛盾。二來，後來的流民很不穩定，他們的領頭人通常不是士族，被稱為“流民帥”，因此滯留江北既可以抵禦北方政權，又不會捲入僑姓與本土的利益之爭中。

郗鑑過江很晚，王敦第一次攻佔京師建康時期，郗鑑才過江，但是郗氏在南朝最終成為了士族高門，就側面反映了，郗鑑在東晉建國初期的地位是很高的。嚴格意義上來講，郗鑑也是流民帥，但是郗鑑同時也是士族出身。正因為此，他受到司馬睿的徵召，率領流民南下，經營了當時是一片荒蕪的京口，使得京口成為了制衡上游荊州，保衛揚州、拱衛京師建業的重要藩鎮。他也是為數不多的，率領流民在江南建立根據地的流民帥。晉明帝繼位後，苦於王敦在荊州上游的威脅，接受了郗鑑的建議，就是利用流民對抗王敦。王敦第二次起兵後，曾打算廢明帝而立小東海王（繼嗣，可見東海王司馬越在東晉影響之深），但是郗鑑不同意，並且蘇峻等流民帥援助建康，使得形式逆轉。王敦死後，中樞仍舊在王導手中，但忙於管理龐大的琅琊王氏家族，無力爭權，屬於王敦叛亂的後遺症。

晉明帝也是不甘心皇權旁落的，他想到的方法跟司馬睿不同，明帝想利用宗室來對抗士族。自己病重之時，似乎想託孤於南頓王司馬宗、西陽王司馬羕，故而緊閉宮門。結果外戚庾亮強行闖宮，硬是搶得了輔政之位（可見門閥的力量），打破了明帝讓宗室諸王輔政的幻想。此時，年輕的東晉政權，主要矛盾有，皇帝與門閥士族之爭，宗室諸王與門閥士族之爭，流民帥與門閥士族之爭，江左僑姓士族與本土士族之爭，高門士族與寒門之爭，怎一個亂字了得。此時，荊州重鎮在名將陶侃手中，中樞在外戚庾亮手裡，二人均想徹底取代王導，但是郗鑑從大局出發，不支援。而京口軍隊始終是制衡全域性的關鍵，有京口軍在，荊州軍就不會輕舉妄動，就這樣，東晉獲得了難得的穩定。

再次打破這份穩定的是桓溫。江左桓氏起於桓彝，過江之後靠著平滅王敦積攢了一些威望。田餘慶先生推測，桓彝和當年高平陵政變後被夷三族的輔佐曹爽的桓範是一家。桓彝死於流民帥蘇峻的叛亂，算是為國盡忠。而桓溫作為功臣之後，娶了公主，因而和執政的門閥外戚庾氏也是親戚，受到重用。庾翼死後，庾氏執政地位終結，為了維持門閥的平衡，桓溫出鎮荊州，開始了桓氏控上游的開始。此時，東晉已經是到了第七朝，門閥格局有所鬆動，宗室司馬昱開始總覽中樞，殷浩輔佐。此時，東晉經過幾代經營，實力大大提升，遠遠超過了仍在戰亂不斷地北方。為了壓制桓溫，也為了加強朝廷自身的威望，東晉出現了歷史上的奇觀，控揚州的殷浩和控荊州的桓溫各自北伐，互不協助。結果是，殷浩志大才疏，失敗，從此遠離中樞。而桓溫滅蜀，將四川納入東晉版圖，又兩次北伐，甚至打到了長安，聲望如日中天。為了進入中樞，掌握朝廷，最後達到篡位的目的，桓溫發動了第三次北伐，此次北伐失敗，桓溫聲望下降，但是卻順利進入朝廷，控制了中樞，並且廢帝，立司馬昱為帝，司馬昱由執政淪為傀儡，憂憤而死。桓溫第三次打碎了司馬氏奪回大權的努力。但是，此時陳郡謝氏崛起，聯合幾大門閥反對桓氏，桓溫一直想加九錫，等晉帝主動禪位，但被謝氏一拖再拖，終究沒有等到，桓溫死後，桓氏掌門人是桓溫之弟桓衝，桓衝依舊控制上游，但是並不想篡位，東晉再次出現了均衡的局面。桓溫，終究還是沒能打破士族門閥的格局，從桓溫身上可以看出，無論是誰，在這個時代，一旦想打破格局，就會被聯合抵制。可以說，這個時代還是不屬於桓溫。

陳郡謝氏門第本來不顯，直到謝安的崛起。謝安在桓溫時代，小心翼翼的保全家族，周旋於各大家族和桓氏之間，維護著司馬氏的統治。桓溫死後，謝氏自身聲望不夠，為了執政，抬出了太后垂簾，從琅琊王氏，到外戚庾氏，再到宗室司馬昱，直至謝安，可以看出，權力在逐漸回到皇帝及宗室手中。如非不是上游荊州總有強力的家族，也許司馬氏早就奪回了權力。謝安威望如日中天，是在淝水之戰之後。此時北方被前秦苻堅統一了，面對巨大壓力，下游的謝氏謝安和上游的桓氏桓衝開始了合作。而謝氏另一人才，謝玄，重建了當年郗鑑的京口軍，這就是著名的北府軍。面對前秦的舉國來攻，謝氏領導的北府軍取得了淝水之戰的勝利，陳郡謝氏一躍成為江左頂級高門，只在琅琊王氏之下。後世南朝時期，東魏悍將侯景投奔南梁，向南梁武帝蕭衍求士族女為妻，蕭衍說，王謝門第太高，你配不上，其他的可以。陳郡謝氏，這一最晚執政的門閥家族，居然能和王氏並稱，可見謝安謝玄的巨大威望。但陳郡謝氏是最懂得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謝安謝玄主動退出了權力紛爭。門閥執政時代結束。

終於，在東晉第九任皇帝孝武帝時代，東晉中樞由其弟司馬道子執政，而孝武帝也有幸成為了東晉開國以來第一位有實權的皇帝。九代，真不知道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知道後作何感想。

但是，歷史就是這麼諷刺。皇帝無實權，門閥輪流執政時期，東晉國力蒸蒸日上，司馬氏終於掌權了，東晉卻走向了滅亡。孝武帝任用其親弟，同母弟司馬道子代替謝安執政，結果二人均是昏庸無能之輩。不僅如此，兄弟二人還產生了矛盾，東晉朝堂矛盾變成了皇權和相權之爭。孝武帝好酒色，因酒後戲言，被張貴人謀殺。司馬德宗繼位，司馬道子總覽大權，朝政日益腐敗，不僅大肆揮霍無度，買官賣官，還寵信僧尼、優伶，朝政昏聵，遠不如士族門閥輪流執政時期。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聚攬大權。而有趣的是，司馬元顯又架空了其父司馬道子，這對愚蠢父子爭起權來還真是看不出父子親情。二人執政期間，先後發生了青兗二州刺史王恭叛亂，富庶的三吳地區孫恩利用宗教起事。一直心有大志，感慨“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的桓溫之子桓玄趁機起兵，打敗司馬元顯，廢司馬氏，自立為大楚皇帝，結果再次導致天下大亂。在平定桓玄之亂的過程中，北府軍出身的寒門劉裕崛起，最終篡位，滅了司馬氏。

研究東晉歷史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有疑問，為什麼門閥勢力如此之強的東晉，最終篡位的是劉裕這個寒門出身的將領呢？其實，我個人認為，門閥在勢力均衡之時，強如王敦、桓溫，也不能逆勢而行，這就是時勢。而隨著謝氏主動隱退，讓出執政權力，司馬道子亂政，桓玄篡位，徹底打破了這種均勢。導致天下大亂後，劉裕這種軍閥可以重新整合資源，重建均勢，只不過這種均勢是劉裕這種軍事強人建立的，而不是當年羸弱的司馬氏。劉裕篡位後，皇權相當於再次有了軍隊的支援，而不像過去一樣，皇權需要依賴於士族門閥。

劉裕建立南朝宋後，依舊是門閥士族的天下，但是不再是門閥政治，士族門閥回到了西晉時期的狀態，即門閥雖然享受較高的政治經濟地位，但是也為皇權服務。皇權強，則門閥弱。東晉時期，雖為門閥政治，但是門第沒有嚴格的階級劃分，像陳郡謝氏這樣一躍成為高門的比較多，也比較容易，可以說，亂世提供了一個士族門閥表演的舞臺。但是一旦局勢穩定後，南朝計程車族格局基本定型，除了後來蘭陵蕭氏依靠著皇權成為了士族高門，並且顯赫於後世隋唐，基本上再無小士族、寒門晉升為大士族、 高門的例子。也可以說，經過東晉的門閥混戰，門閥政治走向了終結，但士族之間的階級格局也進入了穩定期，定型了。

東晉開國之前國家八王之亂,五胡亂華，整個國家被洗截一空，經濟,軍隊更是嚴重受創，皇室家族更是被殺了很多。在這樣的情況下，皇室成員南遷，皇帝沒有什麼家底沒有什麼錢也沒有什麼兵就必須要靠士族的支援，這樣士族就有權利了，皇權就莫落了！

這個問題答案得扯遠點，要從秦漢說起。不過透過現象看本質，其中原因也很簡單，分析一下人才選擇制度就可以了

秦漢三國到兩晉，官員選擇從貴族世襲，到察舉制舉孝廉九品中正，其中還插著曹操的唯才是舉。人才選擇制度為什麼要變呢？要知道，貴族世襲從大周就開始了，漢武帝為什麼發明舉察舉舉孝廉制？曹操為什麼唯才是舉？曹丕又為什麼弄一個九品中正出來？

這裡面有一個核心因素：壟斷被打破了，知識壟斷被打破了

知識就是力量！知識就是財富！壟斷被破，必然有新的利益共同體出現，人才制度的變遷，代表世襲貴族的沒落，以及世家的形成崛起，當然還有寒門子弟出現

從整體看來，權力的交接傳遞，和知識的傳遞傳承是一模一樣的，不是麼

知識壟斷為什麼能被打破呢？因為知識的載體書籍發生了質的改變！感謝蔡倫吧，紙質書籍替代了竹簡，讓士族人才井噴，佔據官場各個角落，勢力得以飛速膨脹很多人都看過三國演義，那時曹操讀書拿的還是竹簡，說人讀書勤奮叫緯編三絕，而幾十年後，卻出現一種新的成語，比如洛陽紙貴，比如信口雌黃

哪有弱智的皇家呢，皇權旁落，是歷史必然，司馬家適逢其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