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議會換屆後，打架的“傳統”還會繼續嗎？會，還會繼續，但是打架的次數會減少，打架的烈度會減輕。因為人民公僕黨已經佔據了烏克蘭議會的多數席位，不會像以前那樣的亂成一團了。但是，並不能說佔據議會多數席位的人民公僕黨，從此以後就可以高枕無憂了。議會中其它反對人民公僕黨的政黨，它們的掣肘力量仍然是不可以小視的。

在一般的問題上，那些反人民公僕黨的政黨，可能會採取息事寧人的忍讓態度。但是如果人民公僕黨議員所提出的議案，侵犯了那些反人民公僕黨的切身利益的時候，狗急跳牆的它們，是會向人民公僕黨議員施以拳腳的。特別是在人民公僕黨的議案不利於其它的黨派的利益的時候，這些黨派就會抱團取暖，集體向人民公僕黨發難。到那時，往屆烏克蘭議會中屢見不鮮的群毆醜劇，就會在本屆議會里重演了。

議會打架，並非只有烏克蘭才有。號稱世界上民主制度最完美的美國議會照樣不乏打架鬥毆的奇觀：

1798年，美國眾議員格里斯沃爾德杖擊佛蒙特州的代表萊昂；1872年，德夫林（女）拳打內閣部長麥德寧；1856年，美國議員布魯克斯用笞杖毆打議員薩姆納。

在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裡，美國許多參議員都隨身攜帶手杖甚至手槍去開會，就是為了萬一捱揍了以便打回去！

除了美國以外，還有南韓這個貌似傳承了東亞文明的議會，也成了群毆的場所；比如，2008年年底為了反對南韓簽署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議；

反對黨議員企圖闖入會議室，執政黨議員則設定路障，反對黨議員拿了榔頭想破門，甚至還不惜來個“飛簷走壁”術要推倒障礙物，但萬萬沒想到卻遭執政黨用滅火器反擊。

如此看來，歐洲國家烏克蘭議會打架的傳統只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說白了，只要是有議會，只要是聯合執政的政府，不同意見就會透過議員們來表達。

如果沒有議會的傳統，比如英國的紳士，所有議員們都坐在一起而且表面看上去不同黨派的議員們之間完全沒有任何阻隔；英國議會開會也會打架嗎？

烏克蘭全盤照搬了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但是學習消化不夠，常常因此而反胃——聯合執政的政府總是矛盾衝突不斷，一言不合就開始搶奪麥克風，然後迅速升級成全武行。

總統澤林斯基演員出身，對這個套路應該非常熟悉。

肯定會繼續，因為在烏克蘭議會有時候打架不光是黨派衝突的群架，而且還有個人恩怨的單挑，所以一言不合就幹仗的情況仍然會發生

“打架”是西方民主議會制的古老傳統之一，往往存在於民主議會制度的初期法規不完善的時候。因為相關的規定不完善，要麼對議員打架沒有懲罰措施，要麼對議員有司法的豁免權，所以當時議員吵急眼了就上手直接打架，基本不用負責任。

而議會暴力最早還是形成在18-19世紀英美議會當中，比如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前奴隸制和廢奴制矛盾尖銳的時候就經常發生，知名的像是1860年“普萊爾威脅喬羅伊夫”事件，1858年的“凱特襲擊格勞”事件等等層出不窮。而在英國下議院形成初期也一度允許議員攜帶武器，這一決定由於暴力事件頻發所以日後被禁止攜帶武器，而且控辯雙方必須相隔兩柄長劍的距離，以免出現打架。

隨著制度的完善，英美等西方國家議會的暴力行為逐漸的減少，反倒是烏克蘭等新興議會制國家開始出現了議會“打架”行為。不過相較於日本、南韓等亞洲國家，烏克蘭的議會暴力獨樹一幟。在這裡不但能看到不同烏黨派因為政見不合而群毆，還能看到兩個烏議員因為個人恩怨的單打，而且既能看到一拳解決問題的KO，還能看到持續數十分鐘的全面衝突。

比如2010年4月，當時的烏克蘭議會就因為俄羅斯租借港口問題大打出手，最終演變成親俄與親西方黨派的全面衝突，鞋子、襪子、臭雞蛋、煙霧彈等滿天飛，最終在臺上演講的議員和主持的議會議長等人不得不借助雨傘才得以逃出生天。

再比如2014年8月，烏克蘭議會兩名議員舍甫琴科和利亞申科又因為親俄和親西方的問題產生爭吵，最終形成單挑，雙方在議會大廳的走廊裡不但玩起了拳擊，還玩起了摔跤，最終以舍甫琴科打破利亞申科的頭而獲勝。

雖然此次2019年議會選舉澤林斯基所在的“人民公僕黨”取得了450個烏議會席位當中的254個，但是畢竟其他黨派還有接近200個席位，所以根本就無法排除未來烏議會仍然出現大打出手的局面。

而且澤林斯基的“人民公僕黨”作為黑馬成為議會過半席位的第一大黨，結束了寡頭政治說了算的時代，自然會引發寡頭議員的不滿，從以往經歷來看，也很有可能存在故意找茬在議會大打出手的局面。

更為關鍵的是，目前烏議會仍然存在親俄和親西方黨派，在眼下俄烏矛盾仍未解決的情況下，也極有可能雙方因為立場不同而大打出手。

所以在烏克蘭對議員議會行為法規約束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轉變之前，想要改變“打架”的惡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