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真東渡日本，和玄奘天竺取經，堪稱中國佛教史兩大重要事件。

近年來，鑑真被冠上了“漢奸”的帽子，原因在於他不僅帶去了佛法，帶去了當時唐朝先進的醫學、建築、繪畫、書法、雕塑等藝術，而且攜帶了大量文物，比如經像法物如來舍利、彌陀、藥師、觀音、彌勒等造像，金字《華嚴經》、《大佛名經》、《大品經》、《大集經》，南本《涅槃經》、《四分律》，法礪、光統《四分律疏》，天台《止觀法門》、《玄義》、《文句》、《四教儀》、《小止觀》、《六妙門》等，定賓《飾宗義記》，觀者寺亮律師《義記》，南山道宣《含注戒本疏》、《行事鈔》、《羯磨疏》，懷素《戒本疏》、《比丘尼傳》、《西域記》、《戒壇圖經》等，其次還有菩提子、青蓮華莖、天竺革履及晉代大書法家王羲之《喪亂貼》、王獻之三帖傳世真跡行書等。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評價鑑真呢？應該從兩方面說起。

一方面，從文化傳播角度來說。我們要明確一點，鑑真東渡日本的主要目的是弘揚佛法，也屬於文化交流傳播的層面，他很好地弘揚了中華文化，提升了民族影響力。自古至今，中華文化都有很大的包容性和擴張性，這種無形的影響是巨大的。大家現在嚷嚷，批判崇洋媚外，為什麼批判呢？主要是外國文化侵略太嚴重了，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增加中日文化交流還是提升民族影響力，鑑真東渡都有積極意義。

另一方面，從文物遺失角度來說。鑑真東渡帶去了大量文物，確實令人心痛。但從當時社會環境來說，恐怕沒有文物這一說，儘管現在看來王意之父子書法堪稱國寶，然而當時距離晉代較近，而且這些東西都是鑑真的四人物品，隨身攜帶到海外也無可厚非。就像現在某個人定居海外，從國內帶去了一些私人收藏的藝術品，幾百年乃至千年後這些藝術品也許成為了文物，你能夠批判他是漢奸嗎？當然不能。

因此，鑑真東渡導致王羲之父子書法作品遺失海外，儘管令人深為可惜，但從整個事件來說，他東渡日本的積極意義遠勝於負面意義。

當時還沒有上升到國寶的級別，鑑真能拿到，說明他非常喜歡此帖，當朝領導也默許他帶出去。但他留日多年，這個帖在國外，也沒有離開他本人，說明他保管得還是比較好的，身後的事，誰也說不清了，誰能保證安全帶回呢？如果不能安全保證帶回，還不如就留存在日本！

唐，那個時候的人還沒有深度的：國家，民族，種族，文化，文物等的意識！況且，一個僧人乎！？王羲之《喪亂帖》卻是一種遺憾。傳播，似乎是一種文明？其實，現在，對外的文化輸出也是有利有弊的！！！歷史上，沒有火藥技術的輸出也就沒有後來的被侵略與捱打。

《喪亂帖》寬28．7釐米，長63釐米，共8行62字(詳見下圖）。現藏於日本皇宮。帖中文字為：“羲之頓首：喪亂之極，先墓再離荼毒，追惟酷甚，號慕摧絕，痛貫心肝，痛當奈何奈何！雖即修復，未獲賓士，哀毒益深，奈何奈何！臨紙感哽，不知何言！羲之頓首頓首。”

《喪亂帖》反映了喪亂時期王羲之痛苦不安情緒下，無意於書卻更見自然的本來面貌，成為研究王羲之書法風格的重要文獻史料。

相傳此帖在唐代鑑真和尚東渡時帶去日本，迄今已1300多年。千多年來，國內對此帖一無所知。直到100年前，任駐日欽使隨員的楊守敬蒐集散出的書籍字畫並將《喪亂帖》摹成書跡，國內方知。

不止於此，與《喪亂帖》同期流入日本的還有王羲之的《二謝帖》、《得示帖》等書法極品。因三帖同為白麻紙，日本人將這三個作品裱在一起（即題主展示的那幅），視為國寶級文物。

對此，我的看法是：

1、中國與日本的來往可追溯至秦朝。《史記》記述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之藥，派徐福率數千童男童女前往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入海求仙人”，這是中日文化交流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記載；

2、唐朝是中國歷史最為鼎盛時期，日本人常派“遣唐使”來中國學習取經（也是這一時期，日本人參照中國文字發明了他們今天的書寫文字“片假名”和“平假名”，所以日文中很多字保留了漢字原型）；唐朝也派人去日本交流，比如鑑真東渡等；

3、雙方在交往中帶些禮品是很正常的事情，《喪亂帖》、《二謝帖》、《得示帖》在當時雖然珍貴，但王羲之的作品摹本“長安存世三千紙”，誰料會有今天的狀況；

4、之所以今天如此抱憾，是因為我們已經沒有了王羲之當時存世的“三千紙”所致。原因在於唐朝以後，歷經五代十國、宋元明清等朝代跌變，不是大臣造反、就是農名起義、甚至外族入侵，燒殺搶掠，連都城都遷移過很多次，誰還顧得上這些不能救命的玩意。以致最終失傳，才有了今天的缺失。

5、某種程度上，我們要感謝鑑真大和尚。要不是他把此貼帶到日本，可能我們今天連看一眼的機會都沒了！其它對鑑真大和尚的饒舌不足與辯！

6、無論大家如何為此貼今天的歸宿和命運扼腕嘆息，歷史不會重來，過去的一切已經發生，就讓它過去吧。沒必要再去辛苦冥思～想得越多，活得越累。

諸公：請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