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太陽”之下草木枯槁

在氣象學上，一般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作為高溫的標準，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溫，稱為“熱浪”，屬於氣象災害，古人稱為“熱災”。

之前氣候學家竺可楨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氣候史上出現過四個“溫暖期”，相應的也有四個“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個溫暖期持續時間很長外，其他三個總是交替出現。相對來說，熱災多發生在氣候“溫暖期”內，明顯多於寒冷期。如從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個溫暖期內，夏季極端高溫天氣就較多。

唐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舊唐書·德宗紀》上稱，這一年“夏，熱甚”。通俗說來，就是這個夏天太熱了。

五代後梁開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四》記載，這天是“亢陽”，意思是太陽太厲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毒太陽”。

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熱，民有渴死者”。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溫熱浪天氣涉及範圍最大的一次，發生於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當時的皇帝是趙擴，今河南、安徽、江蘇、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這一年又恰逢大旱，災情嚴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這樣的記載：“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溫暖，史書上稱“大燠”，則是“太熱了”。因為對水的需求過於旺盛，“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放在眼下，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幣，那時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貴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甚眾”。

“暑老虎”北京熱死了萬餘人

然而，嘉定八年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從《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三卷“清代氣象記錄（上）”中可以看到，這一年高溫幾乎涉及半個中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等整個華北地區異常炎熱，可以說是超級酷暑——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續東華錄》）

天津：“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同治《續天津縣誌》）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民國《高邑縣誌》）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乾隆《浮山縣誌》）

由此可見，當時的整個華北地區完全進入“燒烤模式”。《續東華錄》中使用了“威暑”來記錄當時的高溫，天氣熱得像發了威要吃人的老虎，來勢兇猛。

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當時法國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榮”）正在北京，他在日後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7月13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而後在路上、街道或室內被發現。”

當時北京總共熱死多少人呢？宋君榮引用當時朝廷官員的統計稱，“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內已有11400人死於炎熱。”實際被熱死的人數當不止這些，加上其他地區，死人之眾可想而知。

史上最熱夏天的溫度到底有多高？根據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主任、氣候變化研究首席專家張德二的研究換算，1743年7月20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均高於40℃。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達到了驚人的44.4℃。

真的是想象不到的高，不知道當時的人怎麼度過的。

古代有高溫天氣。根據史料記載，唐貞元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98年“粟麥枯槁”。從這裡可以看出夏季天氣極端炎熱，以至粟麥都枯死了；在清朝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打破了極端高溫的記錄。天津地方誌裡記載天津“五月苦熱，土石皆焦”，不只是天津，這一年整個華北地區出現異常酷暑，大半個中國受到高溫天氣影響。

當然有。

出自氣象學家竺可楨。

他認為在民國之前，中國歷史上一共出現四個“溫暖期”，除了公元前1100年出現長時間的溫暖期，其它三個溫暖期與寒冷期總是交替出現，隋唐至北宋期間屬於第三個溫暖期，高溫天氣比之今天也不遜色。

據史書記載，唐朝貞元年間，“春夏大旱，粟麥枯槁”，舊唐書同樣記載當時非常炎熱。五代時期，也曾記載“亢陽”，到了宋朝甚至出現了“民有渴死者”。

南宋嘉定年間，“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整個五月都出現了超級旱災，天氣炎熱，死人無數。

但是，真正的炎熱季節是出現在清朝乾隆八年。

整個高溫天氣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等中國被北部地區，超級酷暑，人多熱死。

據河北高邑縣誌記載，白天“鉛錫銷化”，牆壁的陰面都像火燒一樣。

據當時法國傳教士宋君崇在日記中記載，整個京城熱死人數高達11400人，而沒有記載的則有更多！

據氣候學家透過推算得出，當時的溫度一度達到44.4攝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