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提出‘美麗中國’的概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這為生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的創作，如何從一棵樹、一株植物入手，觀照整個大自然，創造出獨特的生態文學形象，是生態文學作家需要思考的問題。”近日，在由湖北省利川市委、市政府與《人民文學》雜誌社聯合舉辦的“生態文學·水杉樹”研討會上，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吳義勤如是強調生態文學在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引發與會專家、學者對生態文學創作及其現實意義的深入研討。
生態與文學的關聯何在？生態文學的基本要素是什麼？《人民日報》高階編輯、評論家王必勝認為，生態文學就是“自然文學”，是書寫人們在生態建設和自然環境中的生活狀態、心情感受，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描寫自然生態環境的天然之美，是對自然風光的頌歌，另一方面表達對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的憂思，讓自然生態面臨的困境成為文學的主角，“所謂生態文學，其實是一種對大自然生動而沉靜的書寫，是一種自在自為的精神舒緩的抒發，是一種充滿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純”。
“人本來就是自然之子，自然被我們書寫，我們也在自然中受到啟迪。人總是在觀察、分析、總結自然規律中調節自己，而不自覺地也在秩序、法度上模仿自然偉大的平衡術。”《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認為，我們對喜怒哀樂的表達，總是藉助自然現象才能恰切，文人的身世之感在尋求慰藉之時，最為理想的境地，是山水之間；浪子的迷失之旅在尋覓故鄉之時，最為闊朗的歸宿，也是山水之間。當天地、四時、萬物已經在我們心裡變得不夠自然的時候，甚至是不旅遊就無從感觸的時候，要記著把這些大美、明法、成理以更加珍惜的心寫出來。“古老中國的詩詞、繪畫、民間樂舞以及風俗儀式，是生活的表現，更是山水之間的產物。茂密的細節、樸素的枝幹，無不生長於自然的大樹，一切都喻示著向自然質地的迴歸。新時代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包含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類和自然相交融，心存感恩與敬畏，人文情懷便找到了背景。”施戰軍說。
在描寫自然生態的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遇到另一個概念：鄉村。與生態系統緊密相連的鄉村世界，在生態文學中處於怎樣的位置？湖北省文聯主席劉醒龍認為，在一般的作者筆下，鄉村只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一種是黃昏日暮、老叟病婦、地廢田荒的當下現實，一種是小橋流水、鳥語花香、山珍美味、奇風異俗的往日紀念。而生態文學則是鄉村寫作的“第三條路”，它以生態為核心，書寫人對生態的依賴與敬畏。
“從鄉村文學向生態文學、自然文學轉變，核心在於重新發現美的意義，就像是回溯一種最初的體驗：當我們第一次面對大海，第一次面對草原，第一次面對冰川，甚至第一次面對嬰兒、新娘……不是老生常談地複述小橋流水，而是拋去一切固有印象，去感受自然帶給我們的驚奇的、美的體驗。”劉醒龍認為，符合自然的生態，甚至可以說，那些在自然狀態下呈現的生態，正是鄉村可以預見的未來，這樣的未來，能給社會生活帶來全新的鄉村形象，“在完成人類對苦難的克服之後，對苦難最敏感的鄉村，會率先進入中國文化一直以來都在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審美境界”。
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胡平認為，探討生態文學的核心，就是探討其“主角”問題。長期以來，自然界風物的描寫在作品中只作為環境、背景出現，而環境這個術語，在今天看來，也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體現。胡平說，人是萬物的靈長，這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種說法，但人類不是孤立的存在，人類的生存發展要依存於環境和自然。所以，文學的內涵需要擴充套件。他舉例，在《人民文學》2019年12月增刊的散文裡，水杉作為主人公，成為作家關注和探尋的焦點：“杉樹王”是個神奇的存在，其他水杉都滅絕了，它卻頑強地在利川存留下來。假設水杉家族也有文化傳承的話，把其數億年曆史記載下來，應當是一部雄奇的水杉史詩。再如《雲中記》裡，阿來描寫了山頂上的一棵樹，寫它在地震的時候，“抱”著泥土從山頂上摔下來死掉了，“作家在寫樹的時候，並不是站在人類視角去俯視樹，而是把人的生命與樹的生命同等對待。人類的文學不能夠只觀照人類，還要觀照整個世界”。
“文學不應該僅僅是人學，文學不能以人類或任何一個物種、任何一個區域性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而應該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這是我們今天達成的共識。一個大作家，尤其需要具備生態主義觀念，他心中不能只有人類，而是要胸懷萬物。”胡平如是說。
黨的十八大提出‘美麗中國’的概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位置，這為生態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天的創作，如何從一棵樹、一株植物入手，觀照整個大自然，創造出獨特的生態文學形象，是生態文學作家需要思考的問題。”近日，在由湖北省利川市委、市政府與《人民文學》雜誌社聯合舉辦的“生態文學·水杉樹”研討會上，中國作協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吳義勤如是強調生態文學在當代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引發與會專家、學者對生態文學創作及其現實意義的深入研討。
生態與文學的關聯何在？生態文學的基本要素是什麼？《人民日報》高階編輯、評論家王必勝認為，生態文學就是“自然文學”，是書寫人們在生態建設和自然環境中的生活狀態、心情感受，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描寫自然生態環境的天然之美，是對自然風光的頌歌，另一方面表達對自然生態環境惡化的憂思，讓自然生態面臨的困境成為文學的主角，“所謂生態文學，其實是一種對大自然生動而沉靜的書寫，是一種自在自為的精神舒緩的抒發，是一種充滿了善待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感的提純”。
“人本來就是自然之子，自然被我們書寫，我們也在自然中受到啟迪。人總是在觀察、分析、總結自然規律中調節自己，而不自覺地也在秩序、法度上模仿自然偉大的平衡術。”《人民文學》雜誌社主編施戰軍認為，我們對喜怒哀樂的表達，總是藉助自然現象才能恰切，文人的身世之感在尋求慰藉之時，最為理想的境地，是山水之間；浪子的迷失之旅在尋覓故鄉之時，最為闊朗的歸宿，也是山水之間。當天地、四時、萬物已經在我們心裡變得不夠自然的時候，甚至是不旅遊就無從感觸的時候，要記著把這些大美、明法、成理以更加珍惜的心寫出來。“古老中國的詩詞、繪畫、民間樂舞以及風俗儀式，是生活的表現，更是山水之間的產物。茂密的細節、樸素的枝幹，無不生長於自然的大樹，一切都喻示著向自然質地的迴歸。新時代美好生活的需要，就包含著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類和自然相交融，心存感恩與敬畏，人文情懷便找到了背景。”施戰軍說。
在描寫自然生態的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遇到另一個概念：鄉村。與生態系統緊密相連的鄉村世界，在生態文學中處於怎樣的位置？湖北省文聯主席劉醒龍認為，在一般的作者筆下，鄉村只有兩種模式可供選擇，一種是黃昏日暮、老叟病婦、地廢田荒的當下現實，一種是小橋流水、鳥語花香、山珍美味、奇風異俗的往日紀念。而生態文學則是鄉村寫作的“第三條路”，它以生態為核心，書寫人對生態的依賴與敬畏。
“從鄉村文學向生態文學、自然文學轉變，核心在於重新發現美的意義，就像是回溯一種最初的體驗：當我們第一次面對大海，第一次面對草原，第一次面對冰川，甚至第一次面對嬰兒、新娘……不是老生常談地複述小橋流水，而是拋去一切固有印象，去感受自然帶給我們的驚奇的、美的體驗。”劉醒龍認為，符合自然的生態，甚至可以說，那些在自然狀態下呈現的生態，正是鄉村可以預見的未來，這樣的未來，能給社會生活帶來全新的鄉村形象，“在完成人類對苦難的克服之後，對苦難最敏感的鄉村，會率先進入中國文化一直以來都在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審美境界”。
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副主任胡平認為，探討生態文學的核心，就是探討其“主角”問題。長期以來，自然界風物的描寫在作品中只作為環境、背景出現，而環境這個術語，在今天看來，也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體現。胡平說，人是萬物的靈長，這是被普遍接受的一種說法，但人類不是孤立的存在，人類的生存發展要依存於環境和自然。所以，文學的內涵需要擴充套件。他舉例，在《人民文學》2019年12月增刊的散文裡，水杉作為主人公，成為作家關注和探尋的焦點：“杉樹王”是個神奇的存在，其他水杉都滅絕了，它卻頑強地在利川存留下來。假設水杉家族也有文化傳承的話，把其數億年曆史記載下來，應當是一部雄奇的水杉史詩。再如《雲中記》裡，阿來描寫了山頂上的一棵樹，寫它在地震的時候，“抱”著泥土從山頂上摔下來死掉了，“作家在寫樹的時候，並不是站在人類視角去俯視樹，而是把人的生命與樹的生命同等對待。人類的文學不能夠只觀照人類，還要觀照整個世界”。
“文學不應該僅僅是人學，文學不能以人類或任何一個物種、任何一個區域性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而應該以生態整體主義為思想基礎，這是我們今天達成的共識。一個大作家，尤其需要具備生態主義觀念，他心中不能只有人類，而是要胸懷萬物。”胡平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