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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是20世紀重要的蘇聯文藝理論家,其關於小說提出了許多重要理論,小說理論作為其代表之一,該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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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

    巴赫金對文學理論貢獻了許多專業術語,如“對話”、“復調”、“狂歡”、“雙聲”、“時空體”等,這些早已成為中國文學研究中習用的理論術語,而且運用範圍之廣,頻次之高也殊為可觀。具體到巴赫金的《小說理論》,私以為從關鍵詞——今且姑取《小說理論》中的“雜語”、“對話”、“時空體”三個術語——的角度來管窺巴赫金的小說理論也不失為是一種進入門徑。

    巴赫金特別強調語言的社會屬性,直接宣稱應將語言作為而且只能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理解。事實上,不特如此,巴赫金在進行文字分析的時候也格外重視某一事物其背後所體現出來的社會意識、習慣、風俗,在巴赫金眼中似乎文學中的一切都是社會性的,都具備充分的實在的生活內容。然而,秉持著社會性論調的巴赫金又明顯區別於此後的那些單純吹捧庸俗的文藝反映論的而且長期佔據主流的其他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此處想強調的只是文藝作品背後所映射出的充分的社會內容,豐盈的生活氣息和人間煙火氣,強調的是豐饒的民間文化,多樣化的世俗生活,這與所謂的階級分析法、社會分析法大異其趣。巴赫金之所以如此不憚其煩地反覆申述小說背後所體現出的這一社會性內容想必是為了彌補此前在蘇聯文聯文壇盛極一時的形式主義流派的流弊,因為這一理論流派將語言學的純粹技術性的分析框架引入文藝中,只對作品單純進行語言學的技術分析和描述,架空了文藝的實感經驗從而使文藝作品變得凌虛高蹈,虛無縹緲,巴赫金所作的似乎就是專門針對形式主義文論的這一罅隙,轉而十分重視作品的社會性內容,這一策略頗含有撥“亂”反“正”的意味。 在這一文藝總綱下,巴赫金展開了他的理論之旅。

    所謂“雜語”是指小說中存在多種語言體系和層次,這些層次又都各有其獨特的修辭方式,受到不同修辭律的制約,因而小說是一個充滿著異質性因素的集合體,顯示出巨大的包容性。這裡有不同的語言、風格、修辭,但這些都共存於小說這一整體中。不同民族的語言顯著有區別,在同一民族內部又因為地域關係,語言自然有分殊。事實上只要選擇一個區別特徵,語言都會呈現出不同的群體性特徵,如以年齡、性別、身份、職業、黨派來分都可將語言析離為不同的社會團體,每一團體都有其各自特徵而且並不孤立存在,仍然統一於社會這一體系之中,正因有如此多樣話語的存在,巴赫金才說“長篇小說作為一個整體,是一個多語體、雜語類和多聲部的現象。”

    與“雜語”相系的就是多種語體間的“對話”關係。各種話語在小說這個統一體中並非孤立、靜止的存在,它們彼此之間有互動,有交流,有碰撞,整個文字呈現出一種“喧譁”之勢,巴赫金把這種對話關係稱之為“主題的對話化”。 話語在不同層級的話語之間存在互通的情形,各個話語體系並非完全孤立存在,而是互相對話,互通有無。正因如此,巴赫金比較了詩的話語和小說的話語,認為前者是一個封閉的話語體系,詩歌中的話語是自滿自足的,不需要與他人話語有任何相互作用。詩人總想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述另外的事物,詩的話語由於要追求內部的統一性拒絕雜語因而變得霸道保守,他們力圖創作自己獨特的詩語;而後者則與之完全相反,“對話化”正是其核心特徵,這種對話化不僅體現在不同話語之間,而且即使是在同一話語之間也存在對話,這就是話語本身的“內在對話性”。 “”

    時空體乃是巴赫金針對小說研究中對時空關係的忽視這一現象專門提出來的一個文學範疇,旨在強調小說中密切的時間關係和空間關係。因此巴赫金在分析古希臘羅馬的小說時尤其重視其時空的處理,結果發現古希臘羅馬傳奇小說中的時間留有“超時間的空白”,空間則顯得抽象而又離散,變化不定,可以隨時移易,在這一時空體下相應的人就是異常孤立的,他們對這個世界全然陌生,這樣的分析實在是一種卓見。此後在分析其他型別的小說——如傳奇世俗小說、古希臘羅馬的自傳、歷史倒置以至於拉伯雷的小說——都貫穿了這樣的時空觀,可以說巴赫金打開了文學作品的時空。

    循著巴赫金的思路,雜語、對話和時空體等這些小說理論都可以移易和師法。“雜語”可以用來查驗小說家對社會生活的把握程度,對人物的模擬是否真實到位;“對話”則可以觀察小說中各種話語間的關係,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作家實在沒有做到這一點,各種形式的話語大致勾劃出來,但話語間的關係並未處理好,這種對話關係處理的典範乃是中國現代作魯迅,在對話——巴赫金意義上的,而非一般性的——的描寫上,魯迅小說乃是一個範本。

    至於時空體,更是為小說研究提供了一條道路,任何時空體都可見出這個社會的某一情狀,巴赫金對小說中時間的描寫和對道路、城堡、沙龍、門坎這些地理空間的微觀分析著實可以借鑑。中國現代文學中也有常常出現的地理空間如茶館、客廳、文藝沙龍、廣場、會議室、會場等等,這些空間如果加以分析也必然可為時代風貌之影,對進入歷史不失為一種絕妙的方式。

    然而,巴赫金的小說理論似乎仍然沾染有蘇聯三十年代的文藝風貌,對現實性、社會性內容的絕對強調使得巴赫金的小說理論似乎失去了靈動的特徵,於作品本身的美學風貌似乎未加開鑿,——當然這也只是後見的求全責備了,其實食客只管菜好吃與否就足夠了,至於廚師本身樣貌如何、觀念如何似乎是可以無足深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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