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認識世界的過程，而隨著人類探索的深入，人們發現，總有人類不能解答的問題。愛因斯坦說:“人類只能發現現象，但不能發現現象存在的原因。”當我們認為似乎找到了某個現象存在的原因，隨後就會發現，這個原因仍然是個現象，它的背後仍然還有原因。
科學探索需要社會提供條件。試想如果沒有探索的精神，沒有敢於接受一切新觀點的勇氣，沒有剷除一切舊觀念的決心，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科學是無法存在的。科學史研究之父薩頓所著《科學史與新人文主義》中文版序言說，“人們之所以對科學史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甚至歷史學家和科學家也缺乏認識，是因為他們大多數只是從科學的物質成就上去理解科學，而忽視了科學在精神方面的作用。科學對人類的功能決不只是能為人類帶來物質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產品。科學最寶貴的價值不是這些，而是科學的精神，是一種嶄新的思想意識，是人類精神文明中最寶貴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薩頓把科學史定義為“客觀真理髮現的歷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歷史；它描述漫長而無止境的為思想自由，為思想免於暴力、專橫、錯誤和迷信而鬥爭的歷史。”“科學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報酬是真理的發現。”“也許我們永遠也達不到真理本身，但是堅定地應用科學精神之一切可能的形式將使我們越來越接近真理。” 科學首先需要自由，在自由的條件下才有對世界的探求。如果沒有思想的解放、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就沒有科學存在的土壤。正像書中薩頓所言，“在一個由一小撮人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專橫統治的世界上，大多數人將是悲慘絕望的，科學的人文主義者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尤其無法感到快樂，儘管這個世界好像是文明的。”文明不是由物質決定的，不是自己標榜的。
科學的發展需要社會的條件。即思想的開放，文化的包容，精神的自由，探索的可能。西方的科學在近代得以這樣突飛猛進的發展，是當西方走出中世紀黑暗的束縛之後。這一點我們稍微瞭解一下歐洲歷史，即可明瞭。如果沒有自由，特別是思想的自由；如果歐洲人還在相信基督教對世界和宇宙的認識，科學便不會發展。衡量社會進步與落後如果還有標準的話，這個標準即是人的解放程度。我們應該看到，東方真正落後的不是在文化上，而是在思想上我們還沒有解放，如果說東方是科學的落後，不如說是觀念的落後。
東方的落後不是文化的落後，東方的落後是人的思想和觀念的落後，是制度的落後。
西方物質的豐富是其精神解放的產物。當我們真正的解放了思想的時候，東方比西方有更強大的力量和智慧將人類帶出黑暗。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西方人對東方文化有這樣熱情的原因之一。池田大作說:“現在西歐的不少年輕人要學習日本的禪和印度的瑜伽。就這些人來看，我想他們是意識到一般人認為是落後象徵的東西和這樣的國家，實際上秘藏著時代最先進的東西”。
在今天的時代，我們不能迴避另一個問題:科學給人類帶來的並不都是福祉，更多的時候可能是災難。關於這個問題已有太多的學者發出對技術進步的質疑。
薩頓說:“我們建造雄偉的橋樑、飛艇、摩天大樓，如果我們因而失去了快樂的技巧和謙遜的生活，那麼這一切對於我們人類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們註定要死於疲於奔命的單調生活，那麼物質上的清潔精密以及舒適衛生又有什麼用處呢？……一刻真正的生活抵得上一輩子的安逸呀！”“那些除非我們想毀滅自己就無法使用的東西，多生產一百倍又有什麼好處？機器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卻毀掉了它們的質量；它們在每一個地方都造出了一些人為的無意義的騷動，震耳的噪音和可怕的氣味；它們一個接一個的破壞了美麗的環境並搞壞了鄉村；它們要為由於城市人口過多集中而帶來的災難和罪惡負責；它們永久的毒害了人們的樂趣和純真，並使人們幾乎不可能再去過一種寧靜的生活。”
經過改革開放的中國，很多人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比起二十年前，我們吃得好了，穿得好了，房子大了。但是，我們的環境惡劣了，生活的壓力大了，幸福和快樂的感覺並沒有增加，反而可能還少了。西方也經歷了這個過程，所以才有薩頓對科學與人文主義的呼喚，才有對東方文化的重新認識。
我們應該看到，在今天物質豐富的世界裡，我們尤其需要東方的思想。西方的有識之士也早已認識到這個問題。上個世紀著名的哲學家羅素由所謂的工業化社會而來，面對上個世紀初中國的混亂和貧窮，他看到的卻不是落後:“華人發現了並且已經實踐了數個世紀之久的一種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夠被全世界所接受，則將使全世界得到幸福。”“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樂，是我們在工業革命和生活環境重壓下丟失的最重要而又最平常的東西之一。但它在中國卻很常見，這是我欣賞中國文明的重要理由。”薩頓說，“東方和西方，誰說這兩者將永不相遇？他們相遇在每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心靈中，這些藝術家並不僅僅是藝術家，他們的熱愛並不限於美；他們的相遇在每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的心靈中，這些科學家們已經意識到，真理不論多麼寶貴，它並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必須用美和仁愛來使生活
科學是認識世界的過程，而隨著人類探索的深入，人們發現，總有人類不能解答的問題。愛因斯坦說:“人類只能發現現象，但不能發現現象存在的原因。”當我們認為似乎找到了某個現象存在的原因，隨後就會發現，這個原因仍然是個現象，它的背後仍然還有原因。
科學探索需要社會提供條件。試想如果沒有探索的精神，沒有敢於接受一切新觀點的勇氣，沒有剷除一切舊觀念的決心，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科學是無法存在的。科學史研究之父薩頓所著《科學史與新人文主義》中文版序言說，“人們之所以對科學史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足，甚至歷史學家和科學家也缺乏認識，是因為他們大多數只是從科學的物質成就上去理解科學，而忽視了科學在精神方面的作用。科學對人類的功能決不只是能為人類帶來物質上的利益，那只是它的副產品。科學最寶貴的價值不是這些，而是科學的精神，是一種嶄新的思想意識，是人類精神文明中最寶貴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薩頓把科學史定義為“客觀真理髮現的歷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歷史；它描述漫長而無止境的為思想自由，為思想免於暴力、專橫、錯誤和迷信而鬥爭的歷史。”“科學的主要目的和它的主要報酬是真理的發現。”“也許我們永遠也達不到真理本身，但是堅定地應用科學精神之一切可能的形式將使我們越來越接近真理。” 科學首先需要自由，在自由的條件下才有對世界的探求。如果沒有思想的解放、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探究的自由，就沒有科學存在的土壤。正像書中薩頓所言，“在一個由一小撮人在政治上或經濟上專橫統治的世界上，大多數人將是悲慘絕望的，科學的人文主義者在這樣一個世界上尤其無法感到快樂，儘管這個世界好像是文明的。”文明不是由物質決定的，不是自己標榜的。
科學的發展需要社會的條件。即思想的開放，文化的包容，精神的自由，探索的可能。西方的科學在近代得以這樣突飛猛進的發展，是當西方走出中世紀黑暗的束縛之後。這一點我們稍微瞭解一下歐洲歷史，即可明瞭。如果沒有自由，特別是思想的自由；如果歐洲人還在相信基督教對世界和宇宙的認識，科學便不會發展。衡量社會進步與落後如果還有標準的話，這個標準即是人的解放程度。我們應該看到，東方真正落後的不是在文化上，而是在思想上我們還沒有解放，如果說東方是科學的落後，不如說是觀念的落後。
東方的落後不是文化的落後，東方的落後是人的思想和觀念的落後，是制度的落後。
西方物質的豐富是其精神解放的產物。當我們真正的解放了思想的時候，東方比西方有更強大的力量和智慧將人類帶出黑暗。這就是為什麼今天的西方人對東方文化有這樣熱情的原因之一。池田大作說:“現在西歐的不少年輕人要學習日本的禪和印度的瑜伽。就這些人來看，我想他們是意識到一般人認為是落後象徵的東西和這樣的國家，實際上秘藏著時代最先進的東西”。
在今天的時代，我們不能迴避另一個問題:科學給人類帶來的並不都是福祉，更多的時候可能是災難。關於這個問題已有太多的學者發出對技術進步的質疑。
薩頓說:“我們建造雄偉的橋樑、飛艇、摩天大樓，如果我們因而失去了快樂的技巧和謙遜的生活，那麼這一切對於我們人類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我們註定要死於疲於奔命的單調生活，那麼物質上的清潔精密以及舒適衛生又有什麼用處呢？……一刻真正的生活抵得上一輩子的安逸呀！”“那些除非我們想毀滅自己就無法使用的東西，多生產一百倍又有什麼好處？機器增加了產品的數量卻毀掉了它們的質量；它們在每一個地方都造出了一些人為的無意義的騷動，震耳的噪音和可怕的氣味；它們一個接一個的破壞了美麗的環境並搞壞了鄉村；它們要為由於城市人口過多集中而帶來的災難和罪惡負責；它們永久的毒害了人們的樂趣和純真，並使人們幾乎不可能再去過一種寧靜的生活。”
經過改革開放的中國，很多人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比起二十年前，我們吃得好了，穿得好了，房子大了。但是，我們的環境惡劣了，生活的壓力大了，幸福和快樂的感覺並沒有增加，反而可能還少了。西方也經歷了這個過程，所以才有薩頓對科學與人文主義的呼喚，才有對東方文化的重新認識。
我們應該看到，在今天物質豐富的世界裡，我們尤其需要東方的思想。西方的有識之士也早已認識到這個問題。上個世紀著名的哲學家羅素由所謂的工業化社會而來，面對上個世紀初中國的混亂和貧窮，他看到的卻不是落後:“華人發現了並且已經實踐了數個世紀之久的一種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夠被全世界所接受，則將使全世界得到幸福。”“天性的幸福或生活的快樂，是我們在工業革命和生活環境重壓下丟失的最重要而又最平常的東西之一。但它在中國卻很常見，這是我欣賞中國文明的重要理由。”薩頓說，“東方和西方，誰說這兩者將永不相遇？他們相遇在每一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心靈中，這些藝術家並不僅僅是藝術家，他們的熱愛並不限於美；他們的相遇在每一位偉大的科學家的心靈中，這些科學家們已經意識到，真理不論多麼寶貴，它並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必須用美和仁愛來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