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主要是指研究探討社會科學方面的有學問的人。其學問含有道理的高低與對錯，其與自然科學的人員相比是較難下判斷的。自然科學方面的人員的道理水平高低與對錯，很容易透過實驗與經濟效率來判斷。而社會科學方面人員的道理水平高低與對錯要靠人類的社會實踐來驗證，而人類的社會實踐是比自然科學實踐要複雜的多，需要更長的歷史過程。例如，假若您有切實可行的解決社會問題的理論與方法，沒有行政權力的支援與參入，是很難驗證並得到人們的認可。因而文人常常是各抒己見，知己往往難求，達到共識更是難上加難。因而歷史與現實中文人相輕屢見不鮮。

在中國歷史上，歷來流有文人相輕的陋習，這種頑症，一直從遠古沿襲至今。他們多是熱衷於忌賢妒能，相互譏諷、詆譭，甚至扼殺。古時就有三國奇才周瑜妒嫉臥龍諸葛亮，唐代盧杞忌妒顏真卿，北宋王安石和司馬光的敵對，杜甫不喜陶淵明的風格，歐陽修瞧不起杜甫的詩，張居正憚忌海瑞，左宗堂妒忌曾國藩的才幹等等。

所以才有，曹丕說，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但是，這種說法也不盡然全對。作家這個行當，與其他行當比並不顯得清白，經常也充滿了說不盡的齷齪、骯髒。但遭人詆譭、汙衊、陷害與謾罵的，何止作家，任何行當的人都避免不了。這是人性使然，不是文人之故。 但為什麼只有作家顯得這麼突出呢？想想也不奇怪，其他行當的人受了罪說說也就算了，最多有苦嚥到肚子裡，藏到心底去。作家受了罪，卻積習難改，喜歡用筆記下，還正大光明地打筆仗，在報紙上讓人圍觀，這也是一種下意識的暴露癖吧，長此以往，積累了不少的“罪證”。

魯迅先生寫了幾篇論文人相輕的論戰文字，提到說：“現在文壇上的糾紛，其實也並不是為了文筆的短長。文學的修養，決不能使人變成木石，所以文人還是人，既然還是人，他心裡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但又因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愛憎也愈熱烈。從聖賢一直敬到騙子屠夫，從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瘋病菌的文人，在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他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撥。如果第三者不以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實是‘是’，他所憎的其實該愛來，單用了籠統的‘文人相輕’這一句空話，是不能抹殺的，世間還沒有這種便宜事。”概括的精闢極了。

文人相輕的原因，按清代尚鎔《持雅堂文集》卷五《書典論論文後》的說法，主要有四：一由相尚殊，一由相習久，一由相越遠，一由相形切。“相尚殊”是由審美趣味的不同而導致批評的偏頗，“相習久”是由長期共事彼此熟稔而形成的優越意識，“相越遠”則是由觀念和知識體系的不同造成的，“相形切”則是目光狹隘、一味苛求對方所致。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與缺乏對對方“瞭解之同情”的批評態度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