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自16世紀歐洲殖民勢力東漸至20世紀40年代為止，是東南亞地區唯一未被西方強權殖民征服的國家。一戰期間，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派遣遠征軍參戰並獲得戰勝國地位的國家。二戰期間，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未被日本佔領的國家。戰後，泰國也未因其曾向同盟國宣戰而遭致懲罰。一個彈丸小國，在強敵環伺之中竟能全身而退，保持主權獨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其所擁有的獨到外交手腕。
“百年前東南亞一隅之地，獨立邦國不下十二。而今碩果僅存者惟暹羅一國而已。……然彼輩殆將承認暹人必具有其若干特殊之稟賦，是即所以使其得以維持如此獨特之地位也。”
吳氏所謂的“特殊之稟賦”，亦即泰國外交傳統。曾經有不少學者試圖總結出一套泰國沿襲相用的傳統，提法各不相同。辛哈（L.P.Singh）曾描述泰國外交政策“猶如隨風擺動之竹”，認為泰國外交如同“風下之竹”具有高柔韌度。
英國學者黛安·K·莫齊也支援“隨風倒”的提法。朱振明先生認為，泰國外交傳統有以下諸特點：一、注重對外開放，加強與外部世界的聯絡；二、左右逢源，保全自己；三、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往往要到結果明朗才表態。趙光勇認為，泰國外交傳統特點可以歸納為：一、正確評估自身實力，正確認識外部環境。無論是殖民時期，還是兩次世界大戰，泰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基本是正確的（二戰前期例外）；二、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運用外交手段，努力維護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三、隨機應變，見風使舵，“隨風倒”。
泰國卻克里王朝拉瑪四世蒙固國王
筆者認為，泰國外交傳統之核心可以用“靈活性”來概括，這種“靈活性”在各個具體的時期表現並不同，但其目的是唯一的，即維護泰國核心國家利益。無論其外交政策作何調整，都不會改變其核心本質。
泰國外交傳統的形成，具體說來，源自泰國所處的自然地緣環境、泰人所崇尚的佛教文化傳統以及泰國曆史上對外交往的實踐。
從自然地緣環境角度出發，泰國曆史上的泰人王朝都是以泰國中部平原為中心所建立起來的王國。在地理上屬於中印兩大國之間的中間地帶，加之平原地區無天然的防禦屏障，使得泰人先天便有對大國的依賴性和恐懼感。中印兩國的文化，傳統上基本是強調和平的國家，因此古代的東南亞，特別是泰國所處的中南半島自由地帶，並沒有感到壓迫或十分不安的處境。由於泰國是中南半島各民族交流的通道，因此，長期以來泰國便具備了與外部世界交流的基本地緣條件，較早的開始了對外交往，從中不斷吸取經驗教訓，也培養了泰人靈活的交往手段。
從文化角度出發，泰國文化的基本內涵是佛教思想，宗教成為泰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佛教的若干義理直接影響著泰人的行為方式。比如佛教中的“中道觀”思想對泰國的外交傳統形成便起著直接影響。中道觀是佛教的基本思想之一，佛教所說的中道，即脫離“兩邊”（兩個極端）的不偏不倚道路或觀點、方法。泰人所信奉的小乘佛教一般取八正道為其“中道”，包含著世界事物的均衡，不走極端的思想內容。這種取其中道諸法實現的觀念正如同儒家的中庸之道一樣，被視為最高的理想和常行標準。
泰國被譽為“黃袍佛國”
最能體現這種“中間路線”的是曼谷王朝五世王朱拉隆功國王（1868-1910在位）關於泰國外交的名言：
“泰國是一個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列強進行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不能過分親近某一個強國，亦不可過分疏遠某一強國。”
泰國卻克里王朝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國王
從歷史角度出發，16世紀以前，泰國對外交往基本侷限於地區近鄰。從16世紀開始，西方殖民者先後來到東南亞地區。1516年，泰國大城王朝便與葡萄牙締結商業條約，允許葡萄牙人定居泰國。隨著葡萄牙人在泰國勢力日趨龐大，泰國積極與荷蘭發展友好關係，以實現對葡萄牙的制衡。17世紀中葉，當荷蘭成為東南亞最強大的殖民國時，泰國又引入法國勢力與荷蘭抗衡。
18世紀初荷蘭衰敗，取而代之的是英法兩國。19世紀初期，英國成為對泰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為避免淪為英國殖民地，泰國堅持“中間路線”，積極與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展經貿文化關係。最終，泰國得以保持主權獨立。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泰國靈活外交政策。
由此可見，地緣、文化和歷史因素促成了泰國靈活外交傳統的形成。泰國在一戰、二戰乃至冷戰中對外政策的調整極好的遵循並詮釋了它所具備的“特殊之稟賦”。
二戰時期泰國鑾披汶總理
一戰時期，泰國最先保持中立，在形勢明顯偏向協約國之時，果斷地選擇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最終獲得戰勝國地位。二戰時期，泰國如法炮製，一度也是保持中立，隨著戰局演變，最終跳上日本戰車，與日本結盟。儘管日本1945年無條件投降，但是泰國憑藉其靈活的身段，又搭上了美國的順風車，在冷戰時期接受大量美國軍援，充當其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
與此同時，泰國一方面與美國結盟，有一方面又秘密派遣使團來到中國，希望在中美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兩面下注。由此可見，泰國外交稟賦確非一般小國可比擬，這既是地理環境造就，同時也與佛教文化薰陶密不可分。
泰國自16世紀歐洲殖民勢力東漸至20世紀40年代為止，是東南亞地區唯一未被西方強權殖民征服的國家。一戰期間，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派遣遠征軍參戰並獲得戰勝國地位的國家。二戰期間，是東南亞國家中唯一未被日本佔領的國家。戰後，泰國也未因其曾向同盟國宣戰而遭致懲罰。一個彈丸小國，在強敵環伺之中竟能全身而退，保持主權獨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其所擁有的獨到外交手腕。
“百年前東南亞一隅之地，獨立邦國不下十二。而今碩果僅存者惟暹羅一國而已。……然彼輩殆將承認暹人必具有其若干特殊之稟賦，是即所以使其得以維持如此獨特之地位也。”
吳氏所謂的“特殊之稟賦”，亦即泰國外交傳統。曾經有不少學者試圖總結出一套泰國沿襲相用的傳統，提法各不相同。辛哈（L.P.Singh）曾描述泰國外交政策“猶如隨風擺動之竹”，認為泰國外交如同“風下之竹”具有高柔韌度。
英國學者黛安·K·莫齊也支援“隨風倒”的提法。朱振明先生認為，泰國外交傳統有以下諸特點：一、注重對外開放，加強與外部世界的聯絡；二、左右逢源，保全自己；三、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往往要到結果明朗才表態。趙光勇認為，泰國外交傳統特點可以歸納為：一、正確評估自身實力，正確認識外部環境。無論是殖民時期，還是兩次世界大戰，泰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基本是正確的（二戰前期例外）；二、利用列強之間的矛盾，運用外交手段，努力維護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三、隨機應變，見風使舵，“隨風倒”。
泰國卻克里王朝拉瑪四世蒙固國王
筆者認為，泰國外交傳統之核心可以用“靈活性”來概括，這種“靈活性”在各個具體的時期表現並不同，但其目的是唯一的，即維護泰國核心國家利益。無論其外交政策作何調整，都不會改變其核心本質。
泰國外交傳統的形成，具體說來，源自泰國所處的自然地緣環境、泰人所崇尚的佛教文化傳統以及泰國曆史上對外交往的實踐。
從自然地緣環境角度出發，泰國曆史上的泰人王朝都是以泰國中部平原為中心所建立起來的王國。在地理上屬於中印兩大國之間的中間地帶，加之平原地區無天然的防禦屏障，使得泰人先天便有對大國的依賴性和恐懼感。中印兩國的文化，傳統上基本是強調和平的國家，因此古代的東南亞，特別是泰國所處的中南半島自由地帶，並沒有感到壓迫或十分不安的處境。由於泰國是中南半島各民族交流的通道，因此，長期以來泰國便具備了與外部世界交流的基本地緣條件，較早的開始了對外交往，從中不斷吸取經驗教訓，也培養了泰人靈活的交往手段。
從文化角度出發，泰國文化的基本內涵是佛教思想，宗教成為泰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佛教的若干義理直接影響著泰人的行為方式。比如佛教中的“中道觀”思想對泰國的外交傳統形成便起著直接影響。中道觀是佛教的基本思想之一，佛教所說的中道，即脫離“兩邊”（兩個極端）的不偏不倚道路或觀點、方法。泰人所信奉的小乘佛教一般取八正道為其“中道”，包含著世界事物的均衡，不走極端的思想內容。這種取其中道諸法實現的觀念正如同儒家的中庸之道一樣，被視為最高的理想和常行標準。
泰國被譽為“黃袍佛國”
最能體現這種“中間路線”的是曼谷王朝五世王朱拉隆功國王（1868-1910在位）關於泰國外交的名言：
“泰國是一個小國，人力有限，不能與列強進行戰爭，必須八面玲瓏與人無爭，不能過分親近某一個強國，亦不可過分疏遠某一強國。”
泰國卻克里王朝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國王
從歷史角度出發，16世紀以前，泰國對外交往基本侷限於地區近鄰。從16世紀開始，西方殖民者先後來到東南亞地區。1516年，泰國大城王朝便與葡萄牙締結商業條約，允許葡萄牙人定居泰國。隨著葡萄牙人在泰國勢力日趨龐大，泰國積極與荷蘭發展友好關係，以實現對葡萄牙的制衡。17世紀中葉，當荷蘭成為東南亞最強大的殖民國時，泰國又引入法國勢力與荷蘭抗衡。
18世紀初荷蘭衰敗，取而代之的是英法兩國。19世紀初期，英國成為對泰國最具影響力的國家。為避免淪為英國殖民地，泰國堅持“中間路線”，積極與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發展經貿文化關係。最終，泰國得以保持主權獨立。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泰國靈活外交政策。
由此可見，地緣、文化和歷史因素促成了泰國靈活外交傳統的形成。泰國在一戰、二戰乃至冷戰中對外政策的調整極好的遵循並詮釋了它所具備的“特殊之稟賦”。
二戰時期泰國鑾披汶總理
一戰時期，泰國最先保持中立，在形勢明顯偏向協約國之時，果斷地選擇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最終獲得戰勝國地位。二戰時期，泰國如法炮製，一度也是保持中立，隨著戰局演變，最終跳上日本戰車，與日本結盟。儘管日本1945年無條件投降，但是泰國憑藉其靈活的身段，又搭上了美國的順風車，在冷戰時期接受大量美國軍援，充當其遏制社會主義陣營的急先鋒。
與此同時，泰國一方面與美國結盟，有一方面又秘密派遣使團來到中國，希望在中美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兩面下注。由此可見，泰國外交稟賦確非一般小國可比擬，這既是地理環境造就，同時也與佛教文化薰陶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