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兵非益多也”，是孫子的一個重要思想。也就是說，決定戰場上的勝負，兵多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曾經學習過孫子對十萬之師費用的計算，那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過於龐大的軍費開支，會拖垮一個諸侯國的綜合實力。所以，兵力的適度非常重要。關於決定戰爭的勝負，我們在《孫子兵法》的開篇，就講到“經之以五事”。
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戰例，比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等，都是以少勝多。可見，兵力並不是越多越好。那麼，如何運用有限的兵力，取得更好的效果呢？孫子說：“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首先，不用憑武力冒進。在戰前不肯下功夫做功課，只憑一股猛勁兒去打仗，打到哪兒算哪兒，打成什麼樣算什麼樣，把戰爭的勝負交給老天。如果對方有一個精通兵法的統帥，那麼，勝負其實不是交給老天，而是交給了對手。所以，首先切忌武進。
然後，孫子講了併力、料敵和取人。
併力，就是集中兵力。如果能準確地預測戰地，或者能把對手引到預先設計好的戰地，就有可能在區域性上佔據兵力上的優勢，從而透過一點上的突破，改變整個戰局。所以，兵力不在多，而在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方一個點。
料敵，就是洞察敵情，上面我們已經學習過許多非常具體的洞察敵情的方法。掌握了敵人的基本狀況和動向，就可以獲得戰場上的控制權。獲得了控制權，就可以左右戰局的方向。
最後一條是取人。這個取人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取人，就是指戰勝敵方，消滅和俘虜戰場上的對手。還有的人認為，取人是指用人。能夠識人用人，把適合的人放在適合的崗位。
這兩種解釋都說得通，而且各有所長。第一種說法更符合字義。“取”字的造字就和戰爭密切相關，“取”字的早期字形和現在我們見到的這個“取”字沒有太大的差別。左邊是一隻耳朵，右邊是一隻手，會意用手割取對方的耳朵。可以是對方被殺士兵的耳朵，也可以是俘虜的耳朵。用割取耳朵的多少來計算戰功，是一種比較容易操作的辦法。
而第二種說法更符合這裡的文義。併力、料敵、取人，是三種取勝的保障。
“惟無武進”，“併力、料敵、取人”，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則是“惟無慮而易敵”。無慮，就是沒有思考；易敵，就是輕視敵人。不善於動用頭腦，輕易地進入戰地，和敵人交戰，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必擒於人”。也就是做了人家的俘虜。擒的本義是俘虜，通常引申為打了敗仗。會打仗的擒人，不會打仗的擒於人。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這一段講官兵之間的關係。一支軍隊是否有戰鬥力，官兵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所以，孫子在本篇的最後專門論述。
所謂親附，就是親近、依附，親附與否，其實說的就是士卒與將領之間熟悉的程度。如果將領和士兵之間還不太熟悉，士兵還不太親近自己的將領，這時候就輕易地懲罰士兵，士兵就很難從內心信服，如果士兵不肯信服自己的將領，隊伍就很難帶了。
如果將領和士兵之間已經很熟悉，士兵對自己的將領很親近，這時候該罰卻不肯罰，這支隊伍同樣也指揮不靈了。
那麼，到底是罰還是不罰呢？孫子教給我們的辦法是：“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武不可偏廢。文，就是施恩，講仁義；武，就是嚴明軍紀，講刑罰。帶一支隊伍，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找到文和武的平衡點。文過了，隊伍就容易散漫；武過了，就會傷害感情。
現代企業的管理也有類似問題。一方面要建立企業文化，對員工有人文關懷，讓員工感覺到團隊的溫暖，從而帶來工作中的動力。一方面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就要承擔責任。那麼如何找到平衡點呢？關鍵在這個“令”和“齊”字上，要有符合人情又符合企業運作機制的制度。員工所受到的懲罰，是來自於被大家認可和接受的制度，而不是哪一個人。因為這個制度符合企業和大多數人的利益。
所以，孫子說：“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素，原義是一向、總是。那麼，如何變成一向、總是呢？那就是把它變成紙面的制度，變成每個人都看得見、每個人都習以為常的制度。變成了大家都習慣的制度，大家就願意遵守；如果雖然有制度，但是今天執行，明天不執行，願意執行就執行，不願意執行就不執行，那就沒有人信服，隊伍也就變成了一盤散沙，沒有了凝聚力。只有總是嚴格按照制度辦事，大家才知道該怎麼做，把該做的事情變成一種工作習慣，這樣就會得到團隊成員的支援和擁護。
兵非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兵非益多也”，是孫子的一個重要思想。也就是說，決定戰場上的勝負，兵多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曾經學習過孫子對十萬之師費用的計算，那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字。過於龐大的軍費開支，會拖垮一個諸侯國的綜合實力。所以，兵力的適度非常重要。關於決定戰爭的勝負，我們在《孫子兵法》的開篇，就講到“經之以五事”。
歷史上一些著名的戰例，比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等，都是以少勝多。可見，兵力並不是越多越好。那麼，如何運用有限的兵力，取得更好的效果呢？孫子說：“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首先，不用憑武力冒進。在戰前不肯下功夫做功課，只憑一股猛勁兒去打仗，打到哪兒算哪兒，打成什麼樣算什麼樣，把戰爭的勝負交給老天。如果對方有一個精通兵法的統帥，那麼，勝負其實不是交給老天，而是交給了對手。所以，首先切忌武進。
然後，孫子講了併力、料敵和取人。
併力，就是集中兵力。如果能準確地預測戰地，或者能把對手引到預先設計好的戰地，就有可能在區域性上佔據兵力上的優勢，從而透過一點上的突破，改變整個戰局。所以，兵力不在多，而在集中優勢兵力打擊敵方一個點。
料敵，就是洞察敵情，上面我們已經學習過許多非常具體的洞察敵情的方法。掌握了敵人的基本狀況和動向，就可以獲得戰場上的控制權。獲得了控制權，就可以左右戰局的方向。
最後一條是取人。這個取人有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取人，就是指戰勝敵方，消滅和俘虜戰場上的對手。還有的人認為，取人是指用人。能夠識人用人，把適合的人放在適合的崗位。
這兩種解釋都說得通，而且各有所長。第一種說法更符合字義。“取”字的造字就和戰爭密切相關，“取”字的早期字形和現在我們見到的這個“取”字沒有太大的差別。左邊是一隻耳朵，右邊是一隻手，會意用手割取對方的耳朵。可以是對方被殺士兵的耳朵，也可以是俘虜的耳朵。用割取耳朵的多少來計算戰功，是一種比較容易操作的辦法。
而第二種說法更符合這裡的文義。併力、料敵、取人，是三種取勝的保障。
“惟無武進”，“併力、料敵、取人”，是一種情況；另一種情況則是“惟無慮而易敵”。無慮，就是沒有思考；易敵，就是輕視敵人。不善於動用頭腦，輕易地進入戰地，和敵人交戰，結果是什麼呢？結果就是“必擒於人”。也就是做了人家的俘虜。擒的本義是俘虜，通常引申為打了敗仗。會打仗的擒人，不會打仗的擒於人。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這一段講官兵之間的關係。一支軍隊是否有戰鬥力，官兵之間的關係非常重要。所以，孫子在本篇的最後專門論述。
所謂親附，就是親近、依附，親附與否，其實說的就是士卒與將領之間熟悉的程度。如果將領和士兵之間還不太熟悉，士兵還不太親近自己的將領，這時候就輕易地懲罰士兵，士兵就很難從內心信服，如果士兵不肯信服自己的將領，隊伍就很難帶了。
如果將領和士兵之間已經很熟悉，士兵對自己的將領很親近，這時候該罰卻不肯罰，這支隊伍同樣也指揮不靈了。
那麼，到底是罰還是不罰呢？孫子教給我們的辦法是：“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武不可偏廢。文，就是施恩，講仁義；武，就是嚴明軍紀，講刑罰。帶一支隊伍，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找到文和武的平衡點。文過了，隊伍就容易散漫；武過了，就會傷害感情。
現代企業的管理也有類似問題。一方面要建立企業文化，對員工有人文關懷，讓員工感覺到團隊的溫暖，從而帶來工作中的動力。一方面要有健全的管理制度，需要承擔責任的時候就要承擔責任。那麼如何找到平衡點呢？關鍵在這個“令”和“齊”字上，要有符合人情又符合企業運作機制的制度。員工所受到的懲罰，是來自於被大家認可和接受的制度，而不是哪一個人。因為這個制度符合企業和大多數人的利益。
所以，孫子說：“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眾相得也。”
素，原義是一向、總是。那麼，如何變成一向、總是呢？那就是把它變成紙面的制度，變成每個人都看得見、每個人都習以為常的制度。變成了大家都習慣的制度，大家就願意遵守；如果雖然有制度，但是今天執行，明天不執行，願意執行就執行，不願意執行就不執行，那就沒有人信服，隊伍也就變成了一盤散沙，沒有了凝聚力。只有總是嚴格按照制度辦事，大家才知道該怎麼做，把該做的事情變成一種工作習慣，這樣就會得到團隊成員的支援和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