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1287—1359年）是中國元朝末年傑出的詩人和畫家，諸暨郝山下（今屬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人。清代作家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他為原型，塑造了一個勤學苦讀、品性剛正的人物形象，他的名字為人們所熟知。王冕試進士落第後，曾北遊大都（現北京市，元代京城），不久南歸，預感“天下且大亂”，便隱居九里山，闢地為園，植梅種糧，在此度過晚年，並進行了大量的詩畫創作。可這“九里山”究竟在何處，則歷來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現在江蘇省銅山縣北的九里山。此地是一處名勝，相傳為秦末劉邦和項羽交戰的地方。王冕從京城回故里諸暨後，便挈婦將雛到那裡隱居。如中國青年出版社《歷代詩歌選》的編者就持這種意見。
有的則承襲清初文學家朱彝尊的說法，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雲：“隱會稽（今浙江紹興）之九里山。
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
關於這一點《諸暨縣誌》也有這樣的軼事記錄：“元末劉伯溫見西湖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遊江湖間，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炮。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
然而，新的觀點否認了上述兩種說法。認為王冕的隱居地應是現在諸暨縣境內楓橋區的九里山。其理由為：首先是別號和山名的契合。王冕，字元章，別號很多，其中有一個是“煮石山農”。而《諸暨縣誌。山水志》雲：九里山，一名煮石山，在縣東50裡。再從他的同鄉好友張辰的《王冕傳》看：
王冕最後是明大將胡大海從諸暨向紹興進兵過程中順路發現的。諸暨境內九里山近處的“營盤”，就是胡大海安營紮寨後留下的村名。如果說是紹興的九里山，從地理位置考察，則既非順路，發現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離元朝600
多年後的今天，在諸暨王冕隱居過的地方，猶存“九里”、“營盤”
等地名，且還有著不少傳說，如有一山澗水庫，現叫“王冕大塘”，相傳為他所建；現尚存其遺址的“白雲庵”，也稱是王冕所築……。
以上三種說法，孰是孰非，目前尚未定論，然王冕生前有無在朱元璋那裡做過“諮議參軍”，則又是一個待揭之謎。
肯定者，以《明史》、《明通鑑》，及宋濂的《王冕傳》為依據，認定王冕晚年有出仕意圖，也做了官。《明史》載：“嘗仿效《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今浙江金華），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萬曆紹興府志》記得更詳細：”太祖取婺州，遣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居人彷徨奔避，冕獨不動，後執之，則曰：“我能為若師出奇計。’乃與俱見大海，告以攻城之策。太祖聞其人，召與語，頗合。”《諸暨縣誌》記載有這樣的軼事：“紹興儒士王元章，能作梅，來金華見太祖，優待之，曰：”我克紹興，著爾做知府。‘賜衣服遣回。“
但是，持否定意見的也大有人在。他們認為王冕被捉到胡大海那裡後，他秉義直言，大海見其才學非凡，拜而請策，並一面隨軍把他抬到紹興蘭亭附近的天章寺，一面向婺州朱元璋請示授官與他，可第二天王冕即病，數日卒。朱元璋有可能授“諮議參軍”之職，但不管怎樣，王冕都沒有受。死後，他被葬在紹興蘭亭之側，胡大海題碑“王先生之墓”。明代紹興徐文長拜過此墓，並題《王元章墓》詩一首：“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這樣看來，王冕根本沒有到婺州，更何從見到朱元璋並做了官？朱彝尊這樣認為：《明史》、《明通鑑》都是由於宋濂《王冕傳》誤傳而造成的，他之所以重新為王冕作傳，主要是為了糾正他們這個看法，供後代的史官選擇。再從王冕的品性來考察，他不求功名，蔑視利祿，寧願過那種“松根坐臥盡忘年，足跡何曾入官府”的隱居生活。
他喜歡梅花，喜愛梅花的高潔，他也善畫梅，常題詩畫上，《梅花詩》一卷就是他最好的自我寫照。王冕一生中曾有許多人慾薦他為官，都被一一拒絕。如在地方上，有人慾薦他為紹興府吏，而他則怒道：“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牘庭下備奴使哉！”在北遊大都時，同樣有人多次欲薦他為朝官，可他都斷然相拒，且壁張梅花圖，筆題梅花詩：“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蔬花個個團冰雪，羌笛吹他不下來。”表明了自己決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的胸襟和豪邁孤傲的性格。後人特別稱頌他的就是這一點，如清代畫家朱方靄《畫梅題記》詩：“畫梅須高人，非人梅則俗，會稽煮石農，妙筆繪寒玉。”高度評價了王冕的人品和技藝。退一步講，如果王冕真有為官思想，他也不會到朱元璋那裡去，他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明主”，而他對農民起義是很不理解的，認為是“大亂”，這在他的詩歌中都有所反映。因此說，王冕不可能到他認為是亂軍的隊伍去任職。另外，在諸暨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朱元璋請王冕為官，他則以出家相拒，擴室改名曰白雲庵。總的說來，傾向於王冕不為官者要比為官者來得多，這種否定觀點主要出自張辰和朱彝尊的《王冕傳》。當然，到底哪一種意見正確，還需人們作進一步的探究。
王冕（1287—1359年）是中國元朝末年傑出的詩人和畫家，諸暨郝山下（今屬浙江省諸暨縣楓橋區）人。清代作家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他為原型，塑造了一個勤學苦讀、品性剛正的人物形象，他的名字為人們所熟知。王冕試進士落第後，曾北遊大都（現北京市，元代京城），不久南歸，預感“天下且大亂”，便隱居九里山，闢地為園，植梅種糧，在此度過晚年，並進行了大量的詩畫創作。可這“九里山”究竟在何處，則歷來說法不一。有的認為是現在江蘇省銅山縣北的九里山。此地是一處名勝，相傳為秦末劉邦和項羽交戰的地方。王冕從京城回故里諸暨後，便挈婦將雛到那裡隱居。如中國青年出版社《歷代詩歌選》的編者就持這種意見。
有的則承襲清初文學家朱彝尊的說法，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雲：“隱會稽（今浙江紹興）之九里山。
號煮石山農，命其居曰竹齋，題其舟曰浮萍軒，自放鑑湖之曲。“
關於這一點《諸暨縣誌》也有這樣的軼事記錄：“元末劉伯溫見西湖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遊江湖間，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炮。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
然而，新的觀點否認了上述兩種說法。認為王冕的隱居地應是現在諸暨縣境內楓橋區的九里山。其理由為：首先是別號和山名的契合。王冕，字元章，別號很多，其中有一個是“煮石山農”。而《諸暨縣誌。山水志》雲：九里山，一名煮石山，在縣東50裡。再從他的同鄉好友張辰的《王冕傳》看：
王冕最後是明大將胡大海從諸暨向紹興進兵過程中順路發現的。諸暨境內九里山近處的“營盤”，就是胡大海安營紮寨後留下的村名。如果說是紹興的九里山，從地理位置考察，則既非順路，發現的可能性也不大。此外，離元朝600
多年後的今天，在諸暨王冕隱居過的地方，猶存“九里”、“營盤”
等地名，且還有著不少傳說，如有一山澗水庫，現叫“王冕大塘”，相傳為他所建；現尚存其遺址的“白雲庵”，也稱是王冕所築……。
以上三種說法，孰是孰非，目前尚未定論，然王冕生前有無在朱元璋那裡做過“諮議參軍”，則又是一個待揭之謎。
肯定者，以《明史》、《明通鑑》，及宋濂的《王冕傳》為依據，認定王冕晚年有出仕意圖，也做了官。《明史》載：“嘗仿效《周官》著書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太祖下婺州（今浙江金華），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諮議參軍，一夕病卒。“《萬曆紹興府志》記得更詳細：”太祖取婺州，遣大海攻紹興，屯兵九里，居人彷徨奔避，冕獨不動，後執之，則曰：“我能為若師出奇計。’乃與俱見大海，告以攻城之策。太祖聞其人，召與語，頗合。”《諸暨縣誌》記載有這樣的軼事：“紹興儒士王元章，能作梅，來金華見太祖，優待之，曰：”我克紹興，著爾做知府。‘賜衣服遣回。“
但是，持否定意見的也大有人在。他們認為王冕被捉到胡大海那裡後，他秉義直言，大海見其才學非凡，拜而請策，並一面隨軍把他抬到紹興蘭亭附近的天章寺，一面向婺州朱元璋請示授官與他，可第二天王冕即病，數日卒。朱元璋有可能授“諮議參軍”之職，但不管怎樣，王冕都沒有受。死後，他被葬在紹興蘭亭之側，胡大海題碑“王先生之墓”。明代紹興徐文長拜過此墓，並題《王元章墓》詩一首：“君畫梅花來換米，予今換米亦梅花。安能喚起王居士？一笑花家與米家。”這樣看來，王冕根本沒有到婺州，更何從見到朱元璋並做了官？朱彝尊這樣認為：《明史》、《明通鑑》都是由於宋濂《王冕傳》誤傳而造成的，他之所以重新為王冕作傳，主要是為了糾正他們這個看法，供後代的史官選擇。再從王冕的品性來考察，他不求功名，蔑視利祿，寧願過那種“松根坐臥盡忘年，足跡何曾入官府”的隱居生活。
他喜歡梅花，喜愛梅花的高潔，他也善畫梅，常題詩畫上，《梅花詩》一卷就是他最好的自我寫照。王冕一生中曾有許多人慾薦他為官，都被一一拒絕。如在地方上，有人慾薦他為紹興府吏，而他則怒道：“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牘庭下備奴使哉！”在北遊大都時，同樣有人多次欲薦他為朝官，可他都斷然相拒，且壁張梅花圖，筆題梅花詩：“和靖門前雪作堆，多年積得滿身苔。蔬花個個團冰雪，羌笛吹他不下來。”表明了自己決不與統治者同流合汙的胸襟和豪邁孤傲的性格。後人特別稱頌他的就是這一點，如清代畫家朱方靄《畫梅題記》詩：“畫梅須高人，非人梅則俗，會稽煮石農，妙筆繪寒玉。”高度評價了王冕的人品和技藝。退一步講，如果王冕真有為官思想，他也不會到朱元璋那裡去，他希望自己遇到的是“明主”，而他對農民起義是很不理解的，認為是“大亂”，這在他的詩歌中都有所反映。因此說，王冕不可能到他認為是亂軍的隊伍去任職。另外，在諸暨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朱元璋請王冕為官，他則以出家相拒，擴室改名曰白雲庵。總的說來，傾向於王冕不為官者要比為官者來得多，這種否定觀點主要出自張辰和朱彝尊的《王冕傳》。當然，到底哪一種意見正確，還需人們作進一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