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勢不利，資源不足。

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率領精兵20萬討伐北部瓦剌，在河北懷來縣土木堡兵敗被俘，史稱土木堡之變。明正統年間，為抵禦北方不斷進行襲擾的瓦剌，明英宗親率大軍20萬背上討伐。但由於指揮中樞存在宦官專斷、情報不明、指揮不當等情況，明軍在折損先鋒的情況下，撤退途中被瓦剌成功追襲，明軍3萬騎兵被“殺掠殆盡”，殘餘部隊只能退守土木堡。

圍剿明朝軍隊的瓦剌軍隊人數眾多，且將明軍後路切斷，明朝士兵只能被圍困在土木堡內，然而土木堡由於地勢緣故，缺少水源，被圍困的明軍戰力逐漸喪失。此時瓦剌方假裝議和，為麻痺明軍，主動讓出一條水源，明朝方面沒有識破瓦剌人的陰謀，在宦官王振的指令下明軍前往桑乾河紮營飲水，飢渴難忍的明軍將士一哄而起，奔向河邊，此時瓦剌軍趁機殺出，大敗明軍。

瓦剌軍的伏擊大為成功，明軍二十餘萬的軍隊有三分之一戰死，更有五十餘名隨君出征的群臣將領死於混戰之中，此時明朝軍隊大勢已去，瓦剌軍加緊攻勢，明英宗眼看突圍無望，心如死灰。

他盤膝而坐束手就擒，軍隊將士群龍無首，見狀再也無心抵抗，紛紛投降。瓦剌人繳獲無數馬匹軍械輜重。此役之後明朝國力大傷，朝廷震動。

1、宦官弄權，大明軍隊作戰目標不明確。王振這個大宦官一直把持著統帥軍隊的大權，英宗皇帝不聞不問，凡事唯王振的決定行之；五十萬大軍隨意出征，從其進軍路線上來說：北京——懷來——宣府——大同——紫荊關——宣府——土木堡。大軍從其進攻路線上來說，從未能主動出擊過，一路被動挨打。

2、作戰指揮者不懂軍事。部隊的作戰不僅僅是殺敵，還有後勤等等諸多方面，但王振這個實際上的大軍統帥居然不懂這個道理，甚至對於最基本的任何排兵佈陣，任何軍事策略都一無所知，，這又何談勝利呢？在隨行群臣中，英國公張輔是德高望重的名將，兵部尚書鄺野也很有才幹，但英宗卻不許他們參于軍政，一切聽由王振指揮。

3、沒有任何作戰技巧。從大軍出征到全軍覆沒，實在是看不出任何作戰技巧，無非是在瘋狂的跑，在躲避也先的騎兵部隊。僅有的幾次成國公朱勇，後衛將軍吳克忠的後續部隊阻擊戰，也是毫無戰法的以卵擊石。這一點從大軍駐紮在土木堡時，不距離水源紮營的例子中，也可以得到體現。

4、最高指揮者不聽勸諫，一意孤行。無論是明英宗還是太監王振都沒有聽取任何的正確建議，提出正確建議的人太多了，如兵部尚書鄺野、兵部侍郎於廉，吏部尚書王直，大同總兵郭登，內閣學士曹鼐，可他們兩個都沒聽信。

5、軍需補給，後勤供應沒有保障。五十萬大軍，隨行役夫就應該有數十萬之多，王振對這些事情根本毫不過問，加之催徵太急，補給根本來不急準備和供應。倉促調來的50萬大軍幾乎沒有後勤準備，出發前兩天，才給每個官兵發放了1兩白銀及衣物、炒麥等物資。

明初對蒙古瓦剌實施"羈縻之策"，在宣化、大同等地開放馬市，互通貿易。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2000人來進馬，詐稱3000，以冒領糧食，太監王振把瓦剌貢馬價格削減，激怒瓦剌，成為戰爭的導火索。七月瓦剌分四路進攻明朝，也先主力進攻大同，明軍失利，傳至京師，朝野震驚。

明英宗朱祁鎮在王振的蠱惑挾持下，御駕親征，率20餘萬大軍貿然進入大同，大同鎮守太監郭敬向王振交待敵情，王振恐懼，決定班師。大同都僉事郭登進言："取道紫荊關回京可保無事。"王振想借機使英宗幸其家，以便炫耀鄉里，舍紫荊關向蔚縣出發。途中王振又恐大軍毀他的莊稼，行40裡又折東改道宣化，從而延誤了時間。十日到宣化後，瓦剌追兵趕到，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戰死，所部潰散。成國公朱勇率5萬騎增援，在鷂兒嶺遇敵伏兵，全軍盡沒。八月十四日英宗到達土木堡（今河北省懷來縣東），瓦剌兵將堡團團圍住，水道也被也先軍佔據，明軍人馬飢渴，都指揮終夜拒敵，敵人愈增。十五日也先佯遣使求和，王振見瓦剌兵退，下令將兵營移至近水之處，軍隊剛移動，也先集中勁騎四面衝來，兩軍會戰，明軍全軍覆沒，王振被部下樊忠殺死，明英宗被瓦剌軍俘虜，英國公張輔、時任戶部尚書王佐（山東慶雲縣人）、時任兵部尚書鄺埜（湖南省宜章縣人）、時任刑部尚書丁鉉（江西人）、時任工部尚書王永和（崑山人）與時任都察院右都御使鄧棨等66名大臣戰死。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