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西漢末年形成的經學研究中的兩個派別。所謂“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兩種字型。“今文”指的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傳授經典的學者，所持底本是用戰國時古字寫的即為“古文家”，用隸書寫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對立，是從西漢哀帝時開始的。成帝時，劉欲發現古文《春秋左氏傳》，認為左丘明與孔子好惡相同並親見孔子，故《春秋左氏傳》比以後世口說為據的《公羊》、《穀梁》更為可信，於是引《左傳》解釋《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劉歆又在今文諸經立於學官並置博士的情況下，作《移讓太常博士書》，爭立古文經傳於學官。但因為在西漢朝廷中，不僅擔任教職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連那些達官顯宦也都是透過學今文經而得官的，因此，劉歆的要求遭到諸儒博士的反對，未能成功。也因為此，才有派別含義的“古文”名稱。而“今文”則是由於古文家獨樹一幟，迫使原有經師結成一派之後，到東漢時才出現的名稱，它是古文經師加給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的。
經今古文學之爭雖始於西漢末年，但其爭鬥的高峰卻在東漢。而在這場鬥爭中，卻是古文經學日益抬頭，在民間流傳甚廣，並逐漸佔據優勢。直至鄭學起，經今古文才。趨近混於一同。到清末，以皮錫瑞、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與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時起時伏的今文古文經學之爭，影響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學術領域，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在經書的字型、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經學近於哲學，強調“經世致用”；古文經學近於史學，講究考據。在東漢，兩者之間還有有神論與無神論、政治與學術的區別。但從純學術的觀點來看，今文經說有異說，古文經學中也有異說，誰也不能算解釋五經的權威，更不能說誰得了孔子的真傳。
東漢時期，經今古文學的爭論，其實質問題是誰是經學的正統和如何統一經學的思想。今文經學既已立於學官，士子也依賴學習今文經入仕，朝臣又透過學習今文經而獲位，因此古文經學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可。學術一旦跟政治利益結合起來，學術問題也就成為政治問題了。正因為此，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由單純的對書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擴大到了學術思想、學派體系、政治觀念和社會地位等諸方面，幾乎貫穿了整個漫長的封建社會，不僅對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是西漢末年形成的經學研究中的兩個派別。所謂“今文”和“古文”，最初只是指兩種字型。“今文”指的是漢代通行的隸書，“古文”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古文字。傳授經典的學者，所持底本是用戰國時古字寫的即為“古文家”，用隸書寫的便是“今文家”。
“今文家”和“古文家”的相互對立，是從西漢哀帝時開始的。成帝時，劉欲發現古文《春秋左氏傳》，認為左丘明與孔子好惡相同並親見孔子，故《春秋左氏傳》比以後世口說為據的《公羊》、《穀梁》更為可信，於是引《左傳》解釋《春秋》。哀帝建平元年(前6)，劉歆又在今文諸經立於學官並置博士的情況下，作《移讓太常博士書》，爭立古文經傳於學官。但因為在西漢朝廷中，不僅擔任教職的太常博士都是今文家，就連那些達官顯宦也都是透過學今文經而得官的，因此，劉歆的要求遭到諸儒博士的反對，未能成功。也因為此，才有派別含義的“古文”名稱。而“今文”則是由於古文家獨樹一幟，迫使原有經師結成一派之後，到東漢時才出現的名稱，它是古文經師加給立於學官的經書、經說和經師的。
經今古文學之爭雖始於西漢末年，但其爭鬥的高峰卻在東漢。而在這場鬥爭中，卻是古文經學日益抬頭，在民間流傳甚廣，並逐漸佔據優勢。直至鄭學起，經今古文才。趨近混於一同。到清末，以皮錫瑞、康有為為代表的今文經學，與以章太炎、劉師培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經學之爭。時起時伏的今文古文經學之爭，影響到了二千年左右的不少學術領域，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在經書的字型、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經書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說等內容上都不相同。今文經學近於哲學，強調“經世致用”；古文經學近於史學，講究考據。在東漢，兩者之間還有有神論與無神論、政治與學術的區別。但從純學術的觀點來看，今文經說有異說，古文經學中也有異說，誰也不能算解釋五經的權威，更不能說誰得了孔子的真傳。
東漢時期，經今古文學的爭論，其實質問題是誰是經學的正統和如何統一經學的思想。今文經學既已立於學官，士子也依賴學習今文經入仕，朝臣又透過學習今文經而獲位，因此古文經學很難得到社會的認可。學術一旦跟政治利益結合起來，學術問題也就成為政治問題了。正因為此，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之爭，由單純的對書籍本身的不同看法，擴大到了學術思想、學派體系、政治觀念和社會地位等諸方面，幾乎貫穿了整個漫長的封建社會，不僅對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對中國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