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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A程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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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平心書法
《國貿三十八層》在國內小說界可以說還是比較稀缺,屬於商業調查題材,我想一方面是因為寫出一部好的小說需要有深刻的閱歷,而國內本來商業環境“單純”,所以商業調查業的從業人員比較少,另一方面商業調查業從業人員很忙,加上文筆好並非商業調查人員的特長,不像高校老師都忙於著書立說,同時還因為商業調查要保持一種神秘,即使使用文學這種方式揭擺行內業的現狀,也會使有些手段爆光,這個道理頗似刑偵小說一般,只說案件現場和推理過程,並不還原犯罪分子的作案動機和作案准備。
《國貿三十八層》作為鳳毛麟角的作品,讓我們讀者有福了,不僅讓我們目睹了商業調查的兇險與醜陋,而且教育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要輕視“小人物”。阿城對於故事的主角安排很是特別,固然與永城自序裡的“小人物”有關,但細思恐極,即使是小人物也會有大文章,三位前臺人員不比保安,可以守住大門,防止侵害,她們的性別多以女性為主,而女性與生俱來的細膩使小說充滿了喜劇色彩,看似是偶然的獲知機密,卻是必然的,因為大佬們從來不提防她們的存在,而且為了炫耀自己的權力和金錢,還會有意無意地披露資訊,使那類別有用心的“小人物”抓住了“狐狸”的尾巴。
《國貿三十八層》又一次證明了正義對邪惡的戰勝是不可逆轉的。白領犯罪,簡單意義上說,是高智商、高情商的犯罪,但是法不容情、法網恢恢,無論多麼狡猾的狐狸在為人處事時都做不到滴水不漏,更可恨的在這些人的爾虞我詐的過程中,商業規則變成了規律,甚至美其名曰“潛規律”,這是對商業生態的腐蝕,大老虎並不可畏,人們都會敬而遠之,而對於小蒼蠅的嗡嗡作響,有良知的人是不憚於落下輕靈的拍蠅板。
《國貿三十八層》作為永城的新作,沿承了其語言的“大無畏”精神!寫到幕後的大佬們,他是極盡批判之筆,讓善於表演的大佬在雄辯的事實面前無地自容,只覺得“陰溝裡翻一船”,早知今天,何必當初;寫到那些平日裡唯唯諾諾的小人物時,他不是單純沒有意義的同情與鞭撻,而是站在更高層面去思考“小人物”的心理活動,固然他們有養家餬口的責任,但有時也起到了推波助瀾、助紂為虐的效果;在寫到無所關聯的第三人時,他還是不依不饒地緊追不捨,無論是警察、法官還是路人,他都讓讀者有種喘不過氣的感覺,彷彿你的每一步行走都會遇到鮮花下的地雷,頓時讓你身首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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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的《國貿三十八層》是一部從題目上便可嗅出當代氣息的小長篇。取景於2016年北京家喻戶曉的商業中心CBD,時空的親切而新鮮,商戰的迭起和吸睛,加之永城一以貫之對語言的嫻熟把握,讓閱讀《國貿三十八層》成為一種享受,更有迫不及待一章一章往下翻的久違激動。
可讀性的充盈,並不能掩蓋這部小說背後的思考。小說以三個在國貿38層做前臺的女性——“70後”的輝姐,“80後”的Judy,“90後”的郝依依捲入一場商戰為故事明線,以三者對工作與愛情等人生態度的轉變為探討暗線。在這部小說中,男性不是缺位的,相反,他們是整場商戰的策劃者和全程參與者。但是,男性卻不是作者所著力塑造的,這三個精心安排的女性,才是這部小說不可磨滅的亮點。
但是如果全篇淪於奴性的哀嘆,這部小說是不會有它應有厚度的。作者永城雖然以冷眼旁觀的姿態將三位奴性禁錮的女性投入時代洪荒之中,但是他卻試圖用一場商戰來攪和她們原本平淡的人生。事實上,從小說一開始,三位奴性的女性是作為“救贖者”形象登場的。輝姐是打算當老李的救贖者,Judy是幻想當其癌症晚期丈夫的救贖者,而郝依依則是一直默默地踐行著充當衡子和Max王的救贖者的。救贖者的心態和形象實際上顯露了女性在當代內心逐漸強大的過程。然而很可惜如上述,奴性的未退化讓這些救贖者本身的立場實際上是非常靠後的,易言之是依附屬性的。救贖者是以一種依附於被救贖者的人格存在於救贖過程中,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她們三個真如她們所思,是一個救贖者嗎?退一萬步說,如果她們真的是努力踐行著救贖的本意,那麼身陷女性奴性囹圄的她們,真的能夠救贖別人嗎?作者永城的回答另闢蹊徑。秉持旁觀者的立場,他讓這三位救贖者投入到了一場激烈而詭譎的商戰中。救贖者在這場商戰的洗禮中逐漸成熟,事實上,她們的奴性也在一步步的瓦解。輝姐從對老李的絕對寵愛中慢慢發現了老李的懦弱,她的覺醒雖是朦朧的,卻是明顯的。在香港的遊樂園,輝姐開始覺得這個自己無怨無悔奉獻了20年青春的男人的猥瑣,她開始在拯救他的同時,進行了自我的反思。Judy是溫順的,但是經歷了丈夫的背叛和老闆Frank的利用後,她也開始了自我的思考,甚至在結尾處對現實開始了冷漠的反抗。郝依依的轉變是更明顯的。她從甘心救贖衡子,充當輔佐衡子處理幾十億家產的賢內助,到“我不想當任何人配角”的覺悟。可以說,這三位本來以“救贖者”自居的女性,在這一場看似偶然為之的商戰中,實際上卻是逐漸“被救贖”的。這種“被救贖”不同於她們本身打算的救贖那樣是外向的,“被救贖”是在一場看似偶然爆發的商戰中,完成對自我的認知和了解最終獲得成長的。易言之,這種“被救贖”是在與其自身向內的博弈中獲得的。這就十分值得玩味,“救贖者”形象是在對外關係中展現的,而“被救贖”卻是迴歸於自我的博弈。這樣對於“救贖”這個命題的闡釋,永城是不落俗套也是引人深思的。
而除了這場“救贖”的博弈,作者永城精心設計的年代伏筆——文中多處的時間意象,也值得我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