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不解你所說的女性主義是個什麼意思，我見過嗎

最被過譽人

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姑且擺在一邊。張本身屬於精緻個人主義者，這成就了她在文學上的某種“清醒”，同時又導致其高度的自私自利，以及政治上的覺悟。不是說她沒有一點同情心，比如偶爾看到市民被警察無端辱罵毆打，也會產生不平，但是稍縱即逝。只要自己過得好，一切都可以理所當然。

國仇家恨對她而言不算什麼。她是一個極度缺乏行動力、慣於隨波逐流的人。她不會主動去做漢奸，但如果這個機會找上她且有利於其生存，一樣也會接受。同理，她也不會主動擁抱共黨和新中國，找上她也願意接受。之所以最後逃出去，因為其家庭出身及黑歷史，讓她感覺混不下去了，所以逃了，並不是因為有多麼熱愛國民政府或者厭惡專制之類。

她對誰都不親，對誰都不愛，不要說政治了，就連家人，自己的親弟弟，從小都沒傷害過她的，她也在文中對其遭遇抱過同情，但是實際上從來不伸出援手。自己去世時，明知道留在大陸的親弟弟生活窘迫，也沒有說把遺產比如版稅什麼留給至少分一部分給自己唯一家人。

對於胡蘭成，談不上真愛，只不過愛情找上門而這個人又不賴就接受，至於對方有沒有妻室，自己是否小三之類不介意，而胡落難後，想著的是如何幹淨利落擺脫他。他給胡跑路經費不是因為愛，而是避免其糾纏，而且一旦胡落敗，影響到她，馬上就對他沒有“愛”了，變臉很快。在美國，為了留美，可以答應唯一向她示愛而自己並不喜歡的美中國人，用結婚換取居留權。對方一旦重病，就態度冷淡下來，巴不得解脫。綜其一生，就是自私自利的精緻個人主義者，誰都不愛，對誰也不會真正託付，對一切信仰和政治理念保持距離，和誰都可以合作，但又隨時拋棄。廣義的角度講，她那一陣的確算是“漢奸”，這是洗不白的，文章再好是另一回事，我們就事論事。但是，又不能說是真正的漢奸，因為她雖然政治觀念薄弱，隨波逐流加入誰都可以，但對各種政治勢力都保持一定距離不讓自己陷進去。她的血是冷的她是一個很複雜的人。我想，即便是她的粉絲，也很少願意生活中有這樣的只要不利於她就隨時都撇清的朋友。她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導致她文章的超脫和一定清醒，但也限制其格局。人到一定的程度，就會不喜歡看她的文章，不是不好，而是這個世界太壞而很多三觀正的人即便對世界失望但也不願意寬容那些讓世界變得更壞的人和事，包括那些精緻個人主義者及其宣揚精緻個人主義思想的文章。人們總還是內心渴望世界改變，看到有熱血有理想主義的世界，即便自己的血已冷自己越來越現實。

從文學方面來說，是早夭的天才。

從做人方面來說，一直是個不通人情世故的孩子。

蕭紅的影響一直侷限在現代文學界內部，除了一篇節選自《呼蘭河傳》的小文《火燒雲》，她的名字幾乎不見於中小學語文課本和高考文學常識之中，而這兩者恰恰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知道一個作家的主要途徑。她的名聲遠遠小於文學成就低她很多的冰心、林徽因、蘇青等人。蕭紅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二歲，創作時間也只有十年。而幾部代表作足以留名二十世紀華語文學史。蕭紅可以駕馭多種題材，大能寫驚心動魄的《生死場》，在那裡，生命如蓬草般低賤，文筆粗糲冷峻，令人觸目驚心；小能寫纏綿哀婉的《小城三月》，兒女呢喃，瑣瑣屑屑；還有鄉愁與思考並舉的《呼蘭河傳》，這部說不清是小說還是散文的作品，其厚重的一面，繼承魯迅遺志，挖掘國民性，對於中國人渾渾噩噩的生活態度信筆寫來，不置一句評語，卻令人過目難忘；輕靈的一面，則直逼沈從文、老舍的風土描寫，柔婉而細膩；甚至還有女家作都不太擅長的諷刺體的《馬伯樂》。蕭紅作品的缺點很明顯，風景大於人物，描寫大於敘事，結構散漫，隨心所欲。這些她的老師魯迅當時就指出了。但她是最會營造氣氛的作家之一，那滿紙自然鮮活的靈氣簡直要溢位來了。現代文學史上很多作家寫城市，比如茅盾、老舍；更多作家寫農村，像魯迅，沈從文。但像蕭紅把小城小鎮寫得像《呼蘭河傳》那麼好的，太少太少。

3、丁玲

在最艱苦的年代投奔延安，可以說她對於革命是有期待的。但是，歷史上左翼知識分子和革命的關係一直是矛盾的，一方面左翼知識分子傾向革命，這是和組織相同的；但是另一方面，左翼知識分子從五四走來，身上還有濃厚的啟蒙主義色彩，因此要求“民主/思想解放”，嚮往“個性獨立”和“平等”，這在當時的情形下是無法調和的。在“事業”上，丁也是矛盾的，希望以筆為槍成為革命主角，可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最有文化”的是農民啊，同時恃才傲物，覺得自己和領導們是患難之交，所以往往無法正確的擺清楚自己的位置，總的來說，丁一直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女性。

她的人生比她的作品精彩。

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在在醫院中》直言延安的愚昧落後野蠻，雜文《三八節有感》痛批幹部霸佔女學生的惡行，在隨後“整風”時卻能全身而退。解放後擔任文聯機關刊物《文藝報》主編，作協副主席，最終也沒能逃脫反右。毛澤東親自寫文章整她。和丈夫發配北大荒養雞。“文革”結束後念念不忘要組織上認定她沒有“叛變”。依然堅持“文學為政治服務”的老調。80年代美國華人作家聶華苓邀請他們夫婦訪美，帶她上咖啡館。聶怕這個大陸出來的革命老太太不會喝咖啡，丁玲微微一笑，“50年前在上海我經常喝咖啡”。回來寫散文《曼哈頓的街頭》批資本主義的冷漠，不知道如果她看到今天中國也處處空巢老人該作何感想？陳明愛她一生，幾年前還為了她打官司呢。她是洋小姐，她是女作家，她是革命者。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頗有影響的三位女作家張愛玲，蕭紅，丁玲對女性文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以"人"為主體的人本意識、超越"自我"的理想意識和風格各異的獨特意識表現了她們以女性意識為核心的小說創作特點.她們敢於將傳統地位中始終扮演"配角"的女性在文學中提到了"主角"的位置上來,打破了幾千年來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意識,體現了文學的現代性特質。

1939年，張愛玲考取倫敦大學，卻因為戰事激烈無法成行，改入香港大學文學系。不久，在《西風》月刊上發表她的處女作《天才夢》。

1943年，張愛玲在《紫羅蘭》上發表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該小說使張愛玲在上海文壇一炮打響，嶄露頭角。此後，張愛玲一發不可收拾，陸續發表了《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經》、《傾城之戀》等一系列小說，散文。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和女性文學的新天地

張愛玲的小說，與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為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徵。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遠離抗日救國的主流話語，把眼光投向了“婚姻、愛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其小說集《傳奇》刻畫了一大群真實地生存於男權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張愛玲一樣，從女性本體出發，懷著對經濟和精神上缺乏獨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關注，孜孜於女性悲慘命運的寫作，通過對一系列女性殊途同歸的可悲命運的描寫，既揭示了男權社會制度、傳統文化及習俗對女性的摧殘，更將筆觸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從女人原罪意識出發，對女性自身的人格弱點進行了思索與批判，開啟女性批判立場。

張愛玲是人物刻畫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變態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對兩性心理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進展，體現了作者對人物豐富複雜內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種社會根源，使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深度。小說的敘事方式採用傳統的全知視角，並利用反諷和參差對照的寫法構成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時空設定、故事情節、人物活動等方面的結構安排上獨具匠心，使小說呈現出色彩紛繁的面目和悲憫蒼涼的美學基調，將讀者一步步引進作者營造的蒼涼世界裡去。小說意象的營造豐富而傳神，她善於將聲音、氣味、色彩等感官調動起來，具有鮮明的視角性和立體感。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別具一格，詞語既典雅又通俗，既豔麗又靈透，造語新奇，“通感”手法運用得當，藝術感覺異常敏銳精微。

張愛玲散文所體現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藝術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運用的獨特藝術手段分不開。首先，在文體上，她採用了議論小品文的文體。其次，在語言的運用上，她採用的是形象的敘事語言和精警的議論語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個藝術手段就是採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將人物、景物或心情傳達得精緻、細膩、形象可愛，充滿著藝術的韻味和精緻。

作家蕭紅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城內龍王廟路南的張家大院。

文學創作1933年3月，參加中共黨員金劍嘯組織的賑災畫展，展出兩幅粉筆畫。4月，以悄吟為筆名發表小說《棄兒》，是蕭紅最早發表的文學作品。隨後發表諸多作品，踏上文學征程。

蕭紅的小說具有鮮明的文體特徵，創造出場景性的小說結構。系列散文《商市街》在發表時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議論，因為蕭紅使用了不少小說的技巧，這樣的寫作形式在20世紀30年代異常新穎，從文體上看，它更接近小說，不過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記錄”（蕭軍《商市街·讀後記》）。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從《商市街》、《生死場》到《呼蘭河傳》，蕭紅打破了傳統小說單一的敘事模式，創造了一種介於小說、散文和詩之間的邊緣文體，並以其獨特的超常規語言、自傳式敘事方法、非情節化的結構及詩化風格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蕭紅體”小說文體風格。這種小說文體的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散文化，從一個方面實現了文學史的銜接、承續，在審美意識上溝通了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更準確地說，是把傳統文學中高雅的部分——詩和散文，與現代文學中已經代替了詩而成為主體的部分——小說，實現了新的對接。正是這一對接造就了現代文學中最具生命力的內容。蕭紅以自己悲劇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體驗，觀照她所熟悉的鄉土社會的生命形態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國民性弱點，抒寫著人的悲劇、女性的悲劇和普泛的人類生命的悲劇，從而使其小說獲得一種濃烈而深沉的悲劇意蘊和獨特而豐厚的文化內涵。

蕭紅的小說有超常規的文體語言，詩化、直率而自然。蕭紅的創作多有自敘傳的色彩，她並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維循規蹈矩地寫作，而是以一種極自然的陌生語言去描寫她所熟悉的一切。蕭紅對語言的超常規運用，既表現為新鮮、生疏，同時又表現為直率、自然。蕭紅語言的直率首先表現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觀照世界時對這個詩意世界不加雕飾的語言描繪。這種超常規語言的運用在蕭紅後期的創作中越來越成熟。《牛車上》中的三月春陽、《後花園》中的六月鮮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個個兒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風景並不受舊的形式束縛。同時，這種直率的語言又表現出自然的特點，她寫的人物是從生活裡提煉出來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讀者產生共鳴。因為直率，不用偽飾、矯情，就更顯得自然質樸，直率和自然這兩種特性自然成為一體。這種語言沒有著意雕琢的痕跡，自然而然，蘊含著一種稚拙渾樸的美、一種獨特而醇厚的情調，從而成為“蕭紅體”小說敘述風格的重要特徵。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於湖南臨澧佘市鎮高豐村。

1922年丁玲趕往上海，在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學習。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運動思潮的影響。

1923年丁玲經瞿秋白等介紹，入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學習。次年夏轉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

丁玲發表小說的時間要晚一些，《夢坷》和《莎菲女士的日記》發表的1927年和1928年，冰心、廬隱、馮沅君諸人早已名聲聞達於世，但是後來者異軍突起。以表現五四落潮時期一種時代的苦悶和刻畫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的複雜性格而言，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是別人沒有能夠寫出，而新文學史上也無可替代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記》，還有《夢坷》《暑假中》等一批作品，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一舉成名的丁玲寫作十分勤奮，短短兩年間她就有了《在黑暗中》《自殺日記》《一個女人》三個小說集出版。這些作品題材內容不盡相同，,思想藝術水平有高有低，但都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一種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在苦難中尋求出路的社會反叛情緒和社會批判意識。尤其是，其中那些表現青年知識女性生活的作品，透過五四以後到五卅前夜凝重的時代，氛圍的描寫，楔入主人公心靈的深處，開掘出一種深深的時代的失望和痛苦。表現出熱烈的個性，解放精神，和對於未來的朦朧，而熱切的憧憬。

丁玲作為現代女性文學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將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歷，傾注於她痴情的文學創作之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她的創作中，不僅能夠觸控到一個沐浴五四Sunny迅速成長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脈搏，而且可以發現其孜孜不倦地堅持探索和追求文學的歷程。她的創作道路視為現代女性文學成長的一個典型範例。

最後，不妨從丁玲早期小說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簡析中，進一步印證作家的審美個性和藝術探索。這是一部日記體的小說，它在《小說月報》1928年19卷2號上發表後，主人公莎菲這個“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絕叫者”[3]，便引起了當時文壇極大的震驚，作家也由此獲得了更大的聲譽。這正是五四落潮以後知識女性精神追求和心靈顫動的生命真實在莎菲身上的集中體現。作者成功地刻畫了一個叛逆的、苦悶的、彷徨的知識女性形象。莎菲充滿矛盾的性格，在她與懦弱的葦弟、表裡不一的凌吉士失敗的愛情選擇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從封建家庭出走，崇尚個性的真正解放，但總是求愛失愛，在無樂可尋中抱著“及時行樂”的幻想。她鄙視社會的隔膜、欺騙，以個人的孤獨的靈魂進行倔強反抗。不甘幻滅的內心騷動，不滿世俗的放縱，反抗充滿著病態，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則構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徵。丁玲以這個形象生動折射出時代剪影，即五四的個性解放隨著歷史的進步只剩下了淒厲的哀傷和疲憊。作家高度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苦悶青年的精神面貌，並且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率真的心理描寫，深入到人物內心複雜而豐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翻開了五四以來郁達夫式的感傷抒情小說新的一頁 ，從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創作風格和藝術個性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