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是托爾斯泰的晚期代表作。這時作家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透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襤褸憔悴的犯人；荒芫破產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手銬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義審判了“審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審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貴旅代表們的假面具，剖析他們的骯髒靈魂。而更為深刻的審判則在聶赫留道夫的心靈中進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個罪人。在法庭上認出卡秋莎後，“他靈魂的深處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為的殘酷、懦怯、卑鄙，還感到他那閒散的、墮落的、殘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樣。”從此開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轉折，他努力從“動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轉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審視他周圍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為本階級的審判者。作者透過他的主人公周旋於統治階級最上層，發現原來掌握生殺大權、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他醒悟到“人吃人並不是從森林裡開始的，而是從各部、各委員會、各政府衙門裡開始的”。聶赫留道夫奔走在貧苦人民最低層，看到農民掙扎在飢餓線上，他認識到“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的明顯，也就是唯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都被地主從他們手裡奪去了”。聶赫留道夫是托爾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達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沒有卡秋莎這個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復活》也就不會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
作家寫到卡秋莎時，流露出那麼真摯的同情和愛。少女時代，她身為地主家的養女兼使女，但卻沒有絲毫奴顏婢膝。她天真無邪，但幼稚無知，憑著一顆單純的心靈，設想著美麗的世界，沉浸在歡樂的生活中。被姦汙後的卡秋莎還曾有過幻想，直到風雨交加的秋夜，聶赫留道夫坐在舒適明亮的頭等車廂裡玩牌、談笑，而卡秋莎在火車旁奔跑、呼喊，卻得不到迴音。這時，她才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是屬於兩個世界的人。她真想縱身跳到車輪下，了此一生。胎兒的蠕動，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從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掙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認識到“所有關於上帝和關於善的那些話，全是欺人之談”。
卡秋莎·瑪絲洛娃形象豐滿、真實，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女性畫廊中獨具一格。其典型意義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透過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盪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寧語）。在形象體系中她與聶赫留道夫相輔相成，體現了作品的主題。如果說，在托爾斯泰的構思中，復活節之夜聶赫留道夫的情慾是他墮落的開端，那麼，悽風苦雨的車站一幕卡秋莎對善和上帝的懷疑與否定就是她淪落的內因。他們生活的轉折都取決於對待永恆法則──上帝的真理的態度。因此，他們後來的精神復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復對善和愛的信念。聶赫留道夫透過懺悔和贖罪，卡秋莎透過寬恕對方，恢復愛的途徑。同時，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也寫出了男女主人公關係中的社會因素、階級對立，使社會的主題與倫理道德的主題緊密結合，融為一體。
作為貴族，托爾斯泰在資本主義勢力的衝擊下，看到的只是國家機器──暴力的加強、社會道德的淪落和農村的破產。為了和資本主義世界抗衡，他自然求助於農民。盧那察爾斯基指出，這不僅是托爾斯泰個人探索的結果，也是從赫爾岑到民粹派走過的道路，而“托爾斯泰在這方面更是特別富於典型性”，因為他客觀上反映了俄國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性。這也決定了聶赫留道夫形象的典型意義。《復活》在中國自本世紀初至今已出版六種譯本，三四十年代先後又有戲劇家田漢和夏衍改編的同名劇本的發表和上演，作品和它的主人公己成為中國讀者和觀眾極為熟悉和喜愛的人物形象。
《復活》是托爾斯泰的晚期代表作。這時作家世界觀已經發生激變，拋棄了上層地主貴族階層的傳統觀點，用宗法農民的眼光重新審查了各種社會現象，透過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一幅幅沙俄社會的真實圖景：草菅人命的法庭和監禁無辜百姓的牢獄；金碧輝煌的教堂和襤褸憔悴的犯人；荒芫破產的農村和豪華奢侈的京都；茫茫的西伯利亞和手銬腳鐐的政治犯。托爾斯泰以最清醒的現實主義態度對當時的全套國家機器進行了激烈的抨擊。
首先，作家以人民的名義審判了“審判者”，撕下了那些高坐在審判席上的沙皇官僚、官方教士、貴旅代表們的假面具，剖析他們的骯髒靈魂。而更為深刻的審判則在聶赫留道夫的心靈中進行。他是造成卡秋莎不幸的第一個罪人。在法庭上認出卡秋莎後，“他靈魂的深處不得不感到那一次行為的殘酷、懦怯、卑鄙，還感到他那閒散的、墮落的、殘忍的、怠惰的全部生活也是那樣。”從此開始了他的思想和生活的轉折，他努力從“動物的人”向“精神的人”轉化，竭力用受害者、普通老百姓的眼光重新審視他周圍的一切事物。他逐步成為本階級的審判者。作者透過他的主人公周旋於統治階級最上層，發現原來掌握生殺大權、制定法律的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他醒悟到“人吃人並不是從森林裡開始的，而是從各部、各委員會、各政府衙門裡開始的”。聶赫留道夫奔走在貧苦人民最低層，看到農民掙扎在飢餓線上，他認識到“農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是和白晝一樣的明顯，也就是唯一能夠養活他們的土地，都被地主從他們手裡奪去了”。聶赫留道夫是托爾斯泰式的主人公，他表達了作品的主要思想。然而，如果沒有卡秋莎這個形象，人民的生活就不能充分展示，《復活》也就不會有如此深沉的感人力量。
作家寫到卡秋莎時，流露出那麼真摯的同情和愛。少女時代，她身為地主家的養女兼使女，但卻沒有絲毫奴顏婢膝。她天真無邪，但幼稚無知，憑著一顆單純的心靈，設想著美麗的世界，沉浸在歡樂的生活中。被姦汙後的卡秋莎還曾有過幻想，直到風雨交加的秋夜，聶赫留道夫坐在舒適明亮的頭等車廂裡玩牌、談笑，而卡秋莎在火車旁奔跑、呼喊，卻得不到迴音。這時，她才開始意識到他們之間隔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們是屬於兩個世界的人。她真想縱身跳到車輪下，了此一生。胎兒的蠕動，激起了她母性的感情，但從此，她眼前失去了光明和希望，在黑暗中摸索、掙扎，“她不再相信上帝和善良”，認識到“所有關於上帝和關於善的那些話，全是欺人之談”。
卡秋莎·瑪絲洛娃形象豐滿、真實，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女性畫廊中獨具一格。其典型意義也是深刻的。作品正是透過卡秋莎和她的不幸遭遇，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層都在洶湧激盪的偉大的人民的海洋”（列寧語）。在形象體系中她與聶赫留道夫相輔相成，體現了作品的主題。如果說，在托爾斯泰的構思中，復活節之夜聶赫留道夫的情慾是他墮落的開端，那麼，悽風苦雨的車站一幕卡秋莎對善和上帝的懷疑與否定就是她淪落的內因。他們生活的轉折都取決於對待永恆法則──上帝的真理的態度。因此，他們後來的精神復活，首先是皈依上帝，恢復對善和愛的信念。聶赫留道夫透過懺悔和贖罪，卡秋莎透過寬恕對方，恢復愛的途徑。同時，現實主義大師托爾斯泰也寫出了男女主人公關係中的社會因素、階級對立，使社會的主題與倫理道德的主題緊密結合，融為一體。
作為貴族，托爾斯泰在資本主義勢力的衝擊下，看到的只是國家機器──暴力的加強、社會道德的淪落和農村的破產。為了和資本主義世界抗衡，他自然求助於農民。盧那察爾斯基指出，這不僅是托爾斯泰個人探索的結果，也是從赫爾岑到民粹派走過的道路，而“托爾斯泰在這方面更是特別富於典型性”，因為他客觀上反映了俄國農民資產階級革命的特性。這也決定了聶赫留道夫形象的典型意義。《復活》在中國自本世紀初至今已出版六種譯本，三四十年代先後又有戲劇家田漢和夏衍改編的同名劇本的發表和上演，作品和它的主人公己成為中國讀者和觀眾極為熟悉和喜愛的人物形象。